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持续一个月，国际油价仍在100-120美元/桶的高位震荡，中东战事的影响正迅速向全球扩散。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该海峡承担着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20%，80%以上的石油最终流向亚洲市场。对中东石油高度依赖的东盟，成为此次冲击最直接的承压区域之一。
能源冲击下的 多重困境
东盟能源结构深度嵌入中东供应体系，但成员国的依赖程度呈现明显分层。马来亚投资银行（Maybank Investment Bank）数据显示，菲律宾约95%的石油来自波斯湾，越南约88%，泰国约59%，属于对单一来源依赖程度较高的一类国家；印尼约20%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来源相对多元；新加坡虽超过70%的原油依赖中东，但凭借区域炼化与贸易枢纽地位，具备一定调配能力。
显然，进口依赖度较高且来源集中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油价波动往往迅速波及终端市场。以菲律宾为例，近期柴油价格短时间内翻倍，运输行业成本随之攀升，公共交通司机收入大幅缩水，压力迅速向民生领域传导。菲律宾、越南等国已出现针对油价飙升的抗议与罢工，民间不满情绪上升。
泰国虽具备一定自产能力，但进口占比仍然较高，油价上涨同样推高财政补贴压力。与此同时，泰国约67%的氮肥和74%的尿素依赖从海湾进口，农业成本面临持续压力。
这张泰国海军3月11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一艘泰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遭袭起火。新华社发（泰国海军供图）
新加坡的处境更具“枢纽型”特征。这个几乎不产石油的城市国家，却拥有区域内最完整的炼化体系之一，通过库存调节和全球采购网络，新加坡在短期内具备一定缓冲空间。
资源型国家则在“受益”与“承压”之间摇摆。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油价上涨周期中，出口收入有所增加，但并未完全抵消内部压力。以印尼为例，其石油消费已明显高于本国产量，成品油仍需大量进口，仅约20%的原油进口来自波斯湾，但储备仅能维持约23天，油价越高，财政补贴压力越大。
路透社报道称，本月初以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多家炼油厂已因原油供应紧张而减产。察哈尔学会助理研究员郝楠指出，亚洲买家正竞相抢购非海湾原油，推高了全球市场的竞争强度，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东帝汶等国均面临炼油原料紧张、成品油市场供应不足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等次生风险。能源冲击正从“进口依赖型”国家向整个区域的生产和贸易网络扩散。
对于越南、柬埔寨等“双重型”结构经济体而言，矛盾更为突出。越南一方面仍在出口部分能源资源，另一方面却高度依赖成品油进口，面临供应双重挤压。柬埔寨则没有炼油能力，100%成品油依赖进口，正常时期60%以上来自泰国和越南，储备不足1个月，成为区域供应链断裂的直接受害者。
两难之下，危机外溢
面对冲击，东盟国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应对。一些国家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压缩能源需求，例如越南鼓励部分企业员工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用油，缅甸实施车辆限行等。
然而，这些措施更多属于短期应急安排，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供需矛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指出，面对油价上涨，东盟各国普遍陷入“提价还是保供”的两难选择。如果压低价格，将带来沉重财政负担；若放开价格，则可能推高通胀并引发社会不稳定。陈守海将这种处境概括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随着油价在高位震荡，能源问题正从单一行业风险演变为系统性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东南亚多国货币普遍承压，资本流出加剧，区域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
2023年12月9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城区拍摄的城市景观。新华社记者 程一恒 摄
为何东盟应对能力有限？
此次危机之所以对东盟形成较大冲击，根源在于其能源体系的结构性约束。陈守海指出，东盟国家普遍面临“三重压力”：一是对外依赖程度高，二是价格承受能力较弱，三是战略储备不足。
其中，储备能力不足尤为关键。建立石油储备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还需承担长期储存成本。陈守海算了笔账：建设2000万吨的石油储备，仅采购成本就高达约90亿美元（按照每桶约60美元计算），每年还需支付数亿美元的储存成本。“支付能力不强，应对不了高价；储备不足，面对高油价时别无选择；用油又比较刚性，直接冲击工农业生产。”陈守海进一步指出，“储备不仅是价格的问题。因为石油供应来源一时难以找到，还会发生‘断顿’的问题，有钱也没油，所以发生‘油荒’。”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炼厂设计、长期合同和运输成本，使得东盟难以迅速转向其他来源。”陈守海分析，这种依赖结构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难以在危机中快速调整。
2022年1月17日，人们在菲律宾奎松城乘坐公交车。新华社发（乌马利摄）
从危机应对到长期调整
尽管短期内冲击仍在持续，但区域层面的应对动能正在逐步显现。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受限背景下，东盟国家正从单一依赖模式，逐步转向多元化与协同应对并行的路径，能源安全议题正由“各自应对”向“区域协同”转变。
近期，区域国家已开始释放加强协调的信号。3月15日，越南外长黎怀忠在河内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提出，希望与中方密切配合确保能源安全。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称，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各国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挑战。这一互动被视为在危机背景下区域合作意愿上升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冲击，东盟国家并非被动承受，一系列主动举措正在加速推进。在能源转型方面，菲律宾正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35%的目标，并通过政策调整允许外资在太阳能、风能等领域持有100%股权。越南正加速发展海上风电，今年2月启动的128兆瓦近海风电项目，计划于年内并网发电。印尼则依托全球最大的镍矿资源，构建电动汽车电池全产业链，宁德时代等中企已在印尼投资近60亿美元建设电池项目。
在区域合作层面，东盟能源互联互通也取得实质性突破。2026年1月，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签署“能源输送协议第二阶段”，将电力交易量提升至200兆瓦，标志着多边电力交易机制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东盟正加速推进石油安全协定（APSA）的落实，旨在建立区域应急燃料供应体系，确保成员国在能源危机时能够迅速响应。
3月13日，东盟召开特别外长会讨论中东局势外溢影响。图源：菲律宾外交部
在陈守海看来，相较于受制于运输通道的传统能源，新能源体系对地缘风险的敏感度更低，具备更强的替代潜力。当前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业链成熟、成本优势明显，而东盟地区气候条件适宜、市场潜力较大，具备承接产业合作的基础。“关键不只是把东盟作为市场，而是通过产业链分工，实现本地化生产与区域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是一场“压力测试”。当外部冲击打破既有路径依赖，也为政策调整提供了窗口。陈守海认为，对东盟而言，这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冲击，不仅是一次短期考验，也可能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与区域合作深化的重要契机。
作者 黄江勤聚焦中国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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