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选自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中共党员，196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1975年回中央警卫团。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办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视员。1988年退休。杨银禄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近六年）。任职期间他与江青几乎朝夕相处，对这一时期的江青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江青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
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
1968年1月2日，我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以后，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情况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就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男儿有泪不轻弹，亲人离世泪满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江青还没有起床），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考虑到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须再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还没有顾得上环视周围的亲人，就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蜡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快步跑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上。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我的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三十八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时间，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我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阎长贵被带走的事件。
江青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
阎长贵是1月9日被抓走的，1月10日下午2点钟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档（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像在部队里那样大声地回答道：“记住了，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完了，准备起身离开。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讲话的声音不能小点吗？速度不能慢点吗？你讲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我受不了哇！对这点规矩，你必须记住！”
我小声说：“好。”
我参加工作10年，虽然远距离地见到过不少中央领导，可是，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大的人物一起谈话，还从来没有过，但我却丝毫没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紧张。
回到我的办公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到内衣湿漉漉的，我脱掉外罩绒衣一看，衬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饭，我听到打铃声，她叫我，我进入她的餐厅，见李讷端坐在餐桌的南边。我没有看见江青的表情，就低声慢语地问江青：“你叫我，是不是让我在你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
我站在她旁边大约等了一分多钟，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她咬牙切齿地大声喊道：“谁叫你去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去了。”
江青听了我的回答，大声地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
我听江青这样说，就忙解释说：“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板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的心情紧张极了，觉得两腿在打哆嗦。这时，我盼望李讷替我说几句解围的好话。李讷只说了句：“杨秘书，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她妈的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她能说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滚，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含着泪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躺在床上，难过极了，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着洁白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亲生于1894年，74岁离开人间，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逃荒要饭，受尽统治阶级的欺压和剥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可是，我有四个姐姐，其中三个姐姐先后出嫁了，但家庭负担仍很重。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哥哥、弟弟和我送进学校读书。他们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出息。当时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全家六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人劳动，日子过得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没有好吃的，就是偶尔有一点点，也是让给年小的弟弟和多病体弱的母亲。
我父亲劳动强度大，肚子吃不饱，不到60岁，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气管炎复发，彻夜不停地咳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忠厚朴实，勤劳善良，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任劳任怨。他脾气特别好，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也很少发脾气，更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以后，离开家乡，更没有机会孝敬他。他离开人世之前，我也没有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没有亲手喂他一口水、一口饭，也没有说上一句安慰话。他病重时，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断气前见我一面，但他没有如愿，想来想去，我深深感到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他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对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亲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开坟墓验尸，我真感到来她这里工作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觉得气愤。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给汪东兴，想把心中的苦闷向他倾诉。我说：“汪主任，请你赶快来吧，我在这里干不了啦。”
汪东兴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边哭一边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汪东兴就真的来到了11号楼。
汪东兴来了以后，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诉说了一遍。我说：“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没有能力干秘书工作；二是我不适合在她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没法干；三是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你快点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说过，不适应这里工作再回警卫团吗？……再说，她不是叫我滚吗？我滚就是了。”
汪东兴听了我的诉说，脸上出现比较复杂的表情，他说：“她叫你滚出去，是叫你赶快离开她的餐厅，并没有说她不用你了，我现在还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跟她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是用你还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确说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带回去也不晚。”
汪东兴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来到她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汪东兴从楼上下来，对我说：“她是怀疑我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你在这里再干一段时间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她又的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东兴。他又劝导说：“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嘛！”
“有她这样批评人的吗？太伤人的感情了。”我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讲嘛。”汪东兴显然是对江青这样的做法不满意，也不让我再说下去了。
汪东兴是我的上级，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轻声地说：“那就听你的，再试试吧！”
（文字转自老知青家园；图片来自网上，老正编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