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腊月，陈师傅最后一次走进车间。
他在这家国营机械厂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他十七岁，顶替退休的父亲进了厂，师傅递给他一把扳手，说：“好好干，这是咱家的饭碗，端稳了。”
他确实端得稳。年年先进，次次比武拿名次，墙上贴满了他名字的奖状。厂里人都叫他“陈大拿”，谁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听声就知道哪儿不对劲。
可那天，墙上多了一张纸。
“减员增效”——四个字，把他二十三年的青春，一笔勾销了。
厂长在会上说，这是大势所趋，是国家改革的需要。陈师傅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那把跟了他二十多年的扳手，指甲盖都掐白了。他听不懂什么叫“大势”，他只知道自己每个月要还房贷，儿子在读高中，老婆在街道工厂上班，一个月挣一百八。
下岗的不止他一个。
那一年，全国四千五百万人同时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人数是一千五百万——我们的下岗工人，比那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灾难，整整多了三倍。
四千五百万人背后，是四千五百万个家庭。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双不敢告诉孩子的眼睛，都有一个翻遍了口袋凑不出下个月米钱的夜晚。
陈师傅下岗后，在街上转了三天。他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敢回家。第四天，他去了人才市场，发现里面全是跟他一样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上全是老茧，眼神里全是茫然。
“你会什么？”
“我会车工、钳工、铣工，厂里八级工。”
“我们招销售，要大专以上学历，会电脑。”
陈师傅没上过大学，不会电脑。他只会跟铁疙瘩打交道，听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可这本事，在这个时代，没人要。
他开始去工地搬砖。一天十五块，从早搬到晚，肩膀磨破了皮，血水把背心粘在身上。晚上回到家，老婆给他上药，两个人谁都不说话。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隔着一道墙，一家三口，像隔了三个世界。
后来工地也嫌他年纪大，不要了。他又去蹬三轮车，去菜市场卸菜，去火车站扛包。只要给钱，什么都干。有一次他扛包的时候碰见了以前的徒弟，徒弟开着面包车路过，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陈师傅”。他“哎”了一声，低头继续扛，没敢抬头。
他怕徒弟看见他眼眶里的泪。
那段日子，他不是一个人。
全国四千五百万下岗工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挣扎。有人去摆地摊，被城管追着跑；有人去学电脑，坐在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旁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有人实在没办法，两口子抱在一起哭，哭完了擦干眼泪，该干嘛干嘛。
陈师傅后来学了修自行车，在街边支了个摊子。一开始不好意思，拿报纸把脸遮住，怕熟人看见。后来想通了，遮什么遮？靠自己双手吃饭，不丢人。
他修了十年自行车，供儿子读完了大学。儿子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过年回来给他买了一件新棉袄，他穿上试了试，突然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
老婆在旁边听见了，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他们那一代人，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厂子。他们以为那是铁饭碗，端上了就能吃一辈子。可时代一变，铁饭碗碎了，他们连个瓷碗都没有，只能用手捧着吃饭，烫得满手是泡，也不敢松开。
四千五百万人，四千五百万个故事，四千五百万次重来。
有人挺过来了，有人没挺过来。挺过来的人，手上全是伤疤；没挺过来的人，名字消失在那个冬天的风里。
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叫“国企改革”，叫“减员增效”，叫“经济转型”。可在那些经历过的人心里，它就是一段咬着牙活下去的日子。
陈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领两千多块养老金。他每天早上还去街边转悠，看见有修自行车的小摊，就蹲在旁边看一会儿。有人问他看什么，他说：“我就是想闻闻那个机油味儿。”
那是他闻了二十三年的味道。
那是他青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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