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生水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前，手中的笔停在半空，笔尖的墨水凝成一个将坠未坠的黑点。窗外是机关大院一成不变的景色，梧桐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一晃就是十五年。
他低头看着面前摊开的手稿，那是他新写的短篇小说，主人公依然是个局长——这已经是第五个局长了。于生水苦笑一声，他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像是着了魔，无论开头怎么设计，写着写着，最后全都成了局长。也许是这十五年里，他见过最多的领导就是局长，听过的故事、看过的脸色、品过的冷暖，都绕着这个官衔打转。
他想起上个月第二次谈话的情景。马局长坐在那把宽大的真皮转椅里，身子微微前倾，目光像是要把他看穿：“福生，你有意见可以当面提，暗箭伤人可不好！”
于生水当时站在局长办公桌前，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他小说里那个贪官家门口坏掉的路灯，偏偏和马局长家门口那盏一模一样。天知道那真只是巧合——他每天下班路过马局长住的那栋楼，那盏路灯确实坏了小半年，他只是顺手写进了故事里，哪想到会变成一把指向自己的刀。
“这，这完全是巧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玻璃，“小说是虚构的，当不得真。”
马局长没有拍桌子，没有发火，那种不动声色的压迫感反而更让人窒息。临走时马局长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福生啊，你写的东西，局里不少同志都在看呢。”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于生水心里好几天。
此刻，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上午接到通知，马局长让他下午三点去办公室谈话，这是第三次了。他不想去，却又不得不去。他甚至能预见到那间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批评、警告、也许还有更严厉的措辞，说他影响了机关形象，甚至给他扣上一顶“妄议”的帽子。
他想起了这些年来的种种。和他同年进机关的刘志强，业务能力平平，但逢年过节从不忘给领导“表示表示”，如今已经是副处长了。还有比他晚来五年的小周，嘴甜腿勤，隔三差五陪局长打乒乓球，去年也提了科长。而他呢？除了老老实实写材料、兢兢业业干杂活，就只会埋头写那些没人看好的小说。
也罢。他曾经死过心，现在不过是再死一次。
走廊里很安静，于生水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深吸一口气，敲了三下。
“进来。”马局长的声音听起来竟然比以往柔和。
于生水推门进去，看见马局长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转椅后面居高临下地审视他，而是坐在了茶几旁的沙发上，甚至还朝他招了招手：“来来来，坐下说话。”
这反常的热情让于生水更加警惕。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边缘，脊背挺得笔直，准备迎接暴风雨。
“福生啊，”马局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慢条斯理地说，“你发表在《东海文学》上的那个中篇我看了，《局长的星期天》，写得好啊。”
于生水一愣。那是他最近发表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局长在周末如何被各种应酬、人情、关系网裹挟，表面风光无限，内心疲惫不堪。那篇小说他自认为写得最真实，因为他采访了好几个在不同单位当科长的老同学，把他们的牢骚和辛酸揉进了故事里。
“特别是那段，局长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万家灯火，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三个月没回家吃晚饭了。”马局长放下茶杯，语气里竟有一丝难得的感慨，“写得细腻，有生活。”
于生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设想过无数种谈话的开场，唯独没想过会被表扬。
“还有你上个月那个短篇，《路灯》，构思很巧妙。”马局长继续说，“那个贪官家门口的路灯，表面上是坏了，实际上是故意弄坏的，好让行贿的人摸黑上门。这个细节，有想法。”
于生水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被马局长抬手制止了。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是虚构的。”马局长笑了笑，那笑容和以往完全不同，少了官场上的程式化，多了几分真诚，“我让办公室把你发表过的所有小说都找来看了。从第一篇到现在，进步很大。你最开始写的东西还比较稚嫩，但到后面，人物立起来了，对机关生态的理解也深了。特别是你笔下的那些局长，一个个都像是活生生站在我面前。”
于生水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发现自己笔下全都是局长——这句话卡在喉咙里，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福生啊，”马局长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他肩膀上，“以往都怪我太官僚，对你了解不够。你在秘书科勤勤恳恳干了十五年，我竟然不知道身边还藏着一个作家。现在我不能放着眼皮底下的人才不用，以后你的担子会更重，可能没有时间再写小说了……”
于生水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马局长那张笑容可掬的脸，忽然感到一阵眩晕。
出了局长办公室的门，于生水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初秋的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他后背一阵发凉。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他那些小说里，所有局长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没有好下场。
有的因为贪污落马，有的因为作风问题被双规，有的被下属举报，有的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我。他写他们的贪婪、虚伪、孤独和挣扎，写他们在官场中如何一步步丧失初心。那些故事里的局长，身上多少都带着某种让人同情的悲剧色彩，但归根结底，都是失败者。
而马局长，刚看了他所有的作品。
于生水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忽然想笑，又想哭。他想起一句不知在哪里看到的话：当权力开始赞美才华的时候，要么是权力想收编才华，要么是才华已经对权力构成了威胁。也许两者都有。
一周后，局里的任命文件下来了，秘书科科长平调至政策研究室，于生水接任。又过了一周，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消息传开，机关里议论纷纷。有人说于生水是拍马屁写出来的官运，有人说他走了什么门路，还有人说他那些小说根本就是投名状。
于生水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
他搬进了科长办公室，窗外同样是一排梧桐树，只是楼层高了一层，视野开阔了些许。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的不是手稿，而是一摞待签的文件。桌上的台历翻到了新的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会议安排和工作任务。
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却发现脑海里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那些尖锐辛辣的对话、那些精心构思的情节，全都像受惊的鱼一样，沉到了深不见底的水里。取而代之的，是明天要交的季度总结、下周要开的协调会、下个月要报的预算方案。
于生水把笔放下，望着窗外出神。
窗外那棵梧桐树上，最后一片黄叶在风中摇摇欲坠。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马局长究竟是真的欣赏他的才华，还是仅仅想把他这个“隐患”放在眼皮底下看管起来？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而他那些小说里，那些最终都走向毁灭的局长们，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书架的某一层，落满了灰尘。再也没有新的局长故事诞生了，因为写局长的那个人，如今也在局长的视线里，小心翼翼地活着。
桌上的电话响了，于生水接起来，是马局长的声音：“福生啊，明天的材料你亲自把关，下午先给我看看。”
“好的，马局长。”
挂断电话，于生水重新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工整，一如他这个人，规规矩矩，不敢有半分出格。
他忽然想起那盏路灯。他小说里写的那盏故意坏掉的路灯，后来被马局长让人修好了。而他自己，如今也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亮着，或者，暗着。
究竟是哪种，于生水也说不清了。
他只是偶尔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电脑，对着空白的文档发一会儿呆。光标一闪一闪的，像在等他。可他一个字也敲不出来。那些曾经争先恐后往外涌的故事，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
于生水知道，那不是才华枯竭，而是另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体里悄无声息地生长。那种东西有一个官场上的名字，叫做“成熟”。
而他的小说梦，也许正像马局长家门前那盏路灯一样，不是坏了，只是不敢再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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