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升级后，导弹与无人机攻防、反制与报复快速轮转，伊朗内部随即出现路线分化：一派主张把打击范围外扩，瞄准海湾邻国的油气设施、港口等关键节点；另一派强调把战线控制在“可收可放”的区间，避免把周边国家整体推到对立面。
佩泽西奇扬的立场比较明确：反对把导弹与无人机的目标扩大到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在他看来，这一步一旦跨出去，地区关系就会从“冲突管理”滑向“长期结怨”。冲突期间，伊朗政府对部分越境袭击曾向周边国家表达过歉意。这类表态不应被简单理解为示弱，更像是在政治上“留一道缝”，把未来谈判的门把手保留下来。
务实派最担心的并非一时的舆论压力，而是把国家带进越打越孤立、最后难以退出的死胡同。革命卫队的计算方式更接近“以战逼和”。瓦希迪代表的强硬派认为，海湾产油国的设施牵动全球能源链条，只要把这根“油管子”掐紧，油价与市场情绪就会剧烈波动，外部压力就可能沿着能源与金融通道传导到华盛顿，从而迫使美国特朗普政府收敛军事行动。
把打击对象指向油气设施与港口等民用基础设施，连锁效应几乎是可预期的：海湾国家的安全焦虑会明显上升，从而更依赖外部保护，地区军事协作反而会变得更紧；国际市场一乱，新的制裁与金融封锁就更容易获得“正当化”的叙事理由；伊朗自身面对的反击也会更难预测，回旋余地在不断消耗。
这场争夺并非偶然，而是踩在伊朗多年结构性矛盾之上：和平时期尚可维持“各行其是”的张力，战时则会把矛盾放大到难以忽视。更关键的背景是权力交接与权威来源。围绕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支持与权威基础，外界持续关注；革命卫队的政治影响力处在高位，甚至触及核心权力。
因此，佩泽西奇扬的强硬表达并非情绪化操作，而是在为战后议程争取入场券。战后重建、资源分配、经济修复以及外交缓和，都需要政府的政策工具与执行能力。按伊朗政治惯例，这种级别的分歧通常需要最高领袖出面划线，明确哪些事项由军方主导、哪些必须由政府负责。但穆杰塔巴在争执中保持了异常沉默。但沉默本身就是信号。
这场冲突的结局不仅写在战场，也写在德黑兰权力核心的分配表里。当战时扩权逐步常态化，当沉默替代定调，当方向盘被多人同时拉扯，付出的就不只是政治面子，而是国家稳定与民生承受度。伊朗需要赢的不只是一次对抗，更是让安全与治理重新回到同一条轴线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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