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罕莫

罕莫，祖籍山西万荣，出生于陕西合阳，诗翼阅读人文坊联合发起，兼全域平台总主编，诗翼人文坊·方英文研究中心（文艺中心）主任。作品见于《光明日报》《上海文学》《星星》等等，著有《蓝花诗文集》等。曾经的诗人，现在的考古抒情随笔、叙事文体（小说、戏剧）与艺术评论写作者。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摘要：方英文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以1976年为历史节点，通过少年元尚婴的叙事视角，构建了一个勾连乡土日常与时代记忆的文学世界。本文以符号学分析理论为核心工具，结合“情礼之辨”“巫史传统”“纪传精神”等古代文论资源，对小说的叙事符号、空间符号、人物符号及主题符号进行深度细读。研究发现，小说中的时间延绵、粮票货币、筵席座次等符号系统，既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人性样态，又暗合古典文论中“发乎情止乎礼”的审美追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元尚婴这一核心符号，既是历史的“风月宝鉴”，也是“有情”传统的当代延续，其命运轨迹与叙事逻辑彰显了方英文在多元会通中对小说叙事精神的独特探索。本文试图通过符号解码与古今对话，揭示《群山绝响》在文学传统传承与当代性表达中的独特价值，为当代乡土小说的解读提供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群山绝响》，符号学，情礼之辨，巫史传统

引言

陕西作家方英文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以其冲淡平和的叙事风格、细腻真切的日常描摹，在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批评家李敬泽以“发乎情止乎礼”为核心关键词，精准点出了小说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这一评价既关联着《毛诗·序》以来的古典文论传统，也为小说的深度解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作为一部以1976年为时代背景的作品，《群山绝响》并未陷入“伤痕文学”的情感宣泄或“反思文学”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巴山深处的乡土日常，通过少年元尚婴的视角，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人性图景。

从文学研究的理论维度来看，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符号、符号系统及其规律的科学”，为解读小说中的各类意象、情节与人物提供了精准的分析工具。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物品、人物乃至社会关系，均可视为承载特定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相互关联、彼此印证，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而古代文论中的“情礼之辨”“巫史传统”“纪传体精神”等理论资源，不仅与小说的叙事实践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更揭示了作品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层关联。秦岭南麓作家群对楚文化“巫史传统”与司马迁“纪传体”精神的双重吸纳，在《群山绝响》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既可简化为“元尚婴传”的纪传体结构，又蕴含着“因果循环”的巫觋思维与神秘色彩。

本文将以符号学分析为主体框架，结合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从叙事符号、空间符号、人物符号、主题符号四个层面展开细读。在叙事符号部分，聚焦时间的“延绵性”与“循环性”，探讨其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双重指向，以及与古典“天道循环”观念的内在契合；在空间符号部分，解析元家“小世界”与社会“大世界”的符号边界，以及粮票、货币、筵席等空间道具的符号功能，兼及“外尊内卑”的座次礼仪所体现的“礼”治思想；在人物符号部分，以元尚婴为核心，分析其作为“历史镜像”与“有情主体”的双重符号内涵，同时探讨次要人物的“小传”式符号意义；在主题符号部分，深入阐释“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核心主题符号的多层意蕴，以及“上高中”这一主线符号所承载的个体命运与时代诉求。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细读方式，本文力图挖掘《群山绝响》的深层文学价值与文化内涵，展现当代小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会通中实现叙事精神的创新。

一、叙事符号：时间延绵与循环中的古今对话

叙事时间作为小说叙事的核心要素，在《群山绝响》中不仅是情节推进的线索，更是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的重要符号。从符号学视角来看，小说中的时间符号呈现出“延绵性”与“循环性”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既与柏格森“时间延绵”理论相契合，又暗合中国古典文化中“天道循环”的宇宙观与“古今贯通”的历史意识。同时，李敬泽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在叙事时间的编排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情”是时间延绵中流淌的个体记忆与生命体验，“礼”是循环时间中隐含的社会秩序与历史规训。

（一）时间延绵：作为记忆载体的符号特质

《群山绝响》的叙事时间并非线性推进的物理时间，而是具有柏格森所说的“延绵”（durée）性质——“过去始终在场，与当下相互渗透，共同构成生命体验的整体”。小说开篇以“七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节课”为当下时间锚点，随即插入“这事发生在上二年级时，已经非常遥远了”的过去时间叙事，形成了当下与过去的即时对话。这种时间的跳跃与叠加，并非叙事混乱，而是通过符号的拼接，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记忆空间。在符号学层面，“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均是承载意义的符号：“过去”指向少年元尚婴的成长记忆与乡土社会的历史积淀，“当下”则聚焦1976年这一特定历史节点的社会现实，二者的交织使得小说的叙事既有个体生命的温度，又有历史时代的厚度。

小说中对元家年夜饭的细致描摹，堪称时间延绵符号的典型例证。作者以“细针密线”的笔触，铺陈了这场筵席的前后全过程：十八人的座次安排、“八大件子”十六样菜的菜品细节、因如和尚唱送财神歌谣的场景，以及众人“把酒言欢，推杯换盏”的热闹氛围。在这场筵席中，时间仿佛停止流动，成为一个浓缩的记忆符号。从符号内涵来看，筵席的“奢华铺排”既指向元家“善信善仁”的家族精神（过去时间的符号沉淀），又展现了1976年乡土社会的物质生活与人际伦理（当下时间的符号呈现）；因如和尚的歌谣“钱树摇元家，满门活菩萨”，则以口语化的符号形式，将元家的过去历史与当下境遇串联起来，使得时间在记忆的维度上实现了延绵与统一。

这种时间延绵的符号特质，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知人论世”“以史为鉴”传统形成了深层呼应。孟子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强调文学解读需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时代背景。方英文在《群山绝响》中，通过时间延绵的叙事符号，将元尚婴的个体生命史与1976年的时代史紧密结合：元尚婴的成长记忆（过去）是时代历史的微观缩影，而1976年的社会现实（当下）则是个体命运的宏观背景。这种叙事方式，正是“知人论世”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的创造性转化——小说中的时间符号不仅承载着个体记忆，更承载着集体历史，读者通过解读这些符号，能够实现对特定时代的深度认知。

（二）循环时间：作为秩序象征的符号内涵

如果说时间的延绵性体现了“情”的流动与记忆的连续性，那么时间的循环性则彰显了“礼”的规范与秩序的稳定性。《群山绝响》的当下叙事时间以“腊月”“新春”“小满”“端午节”“建军节”“盛夏”“秋天”为节点，完成了四季循环的闭环，这种自然时间的循环符号，与小说中“因果循环”的人物命运形成了互文关系。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自然时间的循环是一种“元符号”，它象征着宇宙秩序的稳定性与规律性，而人物命运的“因果循环”则是这种元符号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投射——震莲寺大尚和嘉许的“预言”、小和尚因如的“送财神”、母亲游宛慧的“因果联系”，均是循环符号在叙事中的具体体现。

这种循环时间的符号内涵，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天道循环”观念一脉相承。《周易·系辞下》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万物在循环变化中实现永恒。《群山绝响》中，自然时间的四季循环与人物命运的因果循环，共同构成了对“天道循环”观念的文学诠释。元尚婴作为叙事者，始终站在1976年的历史门槛上“回望过去，寄希望于未来”，这种视角本身就蕴含着循环往复的时间意识——过去的因成就当下的果，当下的选择又预示着未来的走向。小说中唯一的具体日期“1976年9月7日”（汉叔区革委会给元尚婴开具的工作介绍信日期），则成为循环时间中的一个“断点符号”，它既标志着特定历史事件的终结，又预示着新的历史进程的开始，使得循环时间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实现发展。

此外，循环时间的符号还与“发乎情止乎礼”中的“礼”形成了深层关联。“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秩序规范，其本质是“天地之序”的人间投射（《礼记·乐记》：“礼者，天地之序也”）。小说中自然时间的循环，正是“天地之序”的符号化呈现，而人物在这种循环秩序中的行为选择，则受到“礼”的约束与引导。元家年夜饭的座次安排“外尊内卑、优先上坐”，正是“礼”在日常场景中的具体体现——这种座次秩序并非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而是“天地之序”在家庭伦理中的延伸，它使得筵席中的人际互动既符合“情”的自然流露（把酒言欢），又遵循“礼”的秩序规范（座次分明），实现了“情”与“礼”的和谐统一。

（三）未来时间：作为希望隐喻的符号指向

与过去时间的厚重与当下时间的扎实相比，《群山绝响》中的未来时间符号（“十年后”“十五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显得更为轻盈与朦胧。从符号学视角来看，未来时间是一种“隐喻符号”，它承载着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命运的期许，是“情”的延伸与“礼”的升华。小说中未来时间的出现频率不高，但每次出现都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既为当下的叙事提供了远景参照，又赋予了个体命运以超越当下困境的意义。

元尚婴作为十六岁的少年，其“上高中”的人生目标与未来时间符号形成了紧密关联。“上高中”不仅是小说的主线情节，更是一个承载着未来希望的核心符号——它象征着个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也隐喻着乡土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发展前景。未来时间符号的朦胧性，使得这种希望并非明确的现实承诺，而是一种诗意的向往，这与方英文在《后花园》题记中所说的“历史总是弥漫着诗意的虚构”形成了呼应。从古典文论来看，这种对未来的诗意期许，与《诗经》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原则相契合——小说既不回避当下生活的“泥泞窘迫”，又通过未来时间符号注入了“天高云淡的宽余旷远”，实现了情感表达的节制与平衡。

未来时间符号的隐喻内涵，还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生不息”观念相联系。《周易·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强调宇宙万物的永恒发展与生命的不断延续。《群山绝响》中，元尚婴“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依然可能朝气蓬勃”的叙事暗示，正是“生生不息”观念的文学表达。未来时间符号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终点，而是指向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个体的生命在时间的流转中延续，乡土社会的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传承。这种符号指向，使得小说超越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简单描摹，上升到对生命本质与文化传承的哲学思考。

二、空间符号：小世界与大世界的符号边界及伦理秩序

《群山绝响》的叙事空间以巴山深处的乡土社会为核心，构建了“元家私人生活空间”（小世界）与“元家庄、杨家沟、楚子川公社、汉叔镇等公共社会空间”（大世界）的二元结构。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两个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符号载体（粮票、货币、筵席、道路等）实现边界渗透与意义关联。同时，空间中的伦理秩序与人际关系，暗合古代文论中“礼治”思想与“天人合一”观念，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乡土社会的生存样态与文化精神。

（一）小世界：私人空间中的情感符号与伦理秩序

元家的私人生活空间（小世界）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场景，它以“家”为符号载体，承载着个体情感、家族记忆与伦理秩序。从符号学内涵来看，小世界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具有情感符号的特质：祖父元百了的书房、母亲游宛慧的厨房、家中的煤油灯、老长工的住处，甚至家里的狗和猪，都成为承载人物情感与家族历史的符号。这些符号相互交织，构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情感空间，与大世界的公共规则形成鲜明对比。

元家的伦理秩序以“情”为核心，同时暗合“礼”的规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强调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群山绝响》中，元家的家庭伦理以“善信善仁”为核心，这种伦理观念通过具体的符号行为得以体现：元家接纳坠崖归来的因如和尚参加年夜饭，体现了“仁爱”的伦理精神；祖父元百了对元尚婴的学业教导，承载着“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母亲游宛慧的慧心巧思与善良宽厚，展现了“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伦理。这些符号行为共同构建了元家小世界的伦理秩序，它以“情”为纽带，以“礼”为规范，实现了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稳定。

元家的筵席场景是小世界伦理秩序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符号，筵席不仅是家庭成员与亲友团聚的场所，更是伦理秩序的展演舞台。十八人的座次安排“外尊内卑、优先上坐”，既遵循了传统礼仪中的“尊卑有序”原则，又体现了“亲疏有别”的伦理观念——元家人、亲戚、老长工、祖父的干儿子、和尚因如，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差异，都能在筵席中各得其所，实现了“无差别平等”与“有秩序差异”的统一。这种伦理秩序，与古代文论中“和而不同”的审美理想相契合（《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筵席中的“熙熙攘攘”“把酒言欢”是“和”的体现，而座次的“尊卑有序”是“不同”的彰显，二者的结合使得小世界的伦理秩序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秩序的厚度。

（二）大世界：公共空间中的权力符号与社会结构

如果说小世界的核心是“情”与“礼”的和谐，那么大世界的核心则是“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元家庄、杨家沟、楚子川公社、汉叔镇等公共社会空间，以“粮票与钱”为核心符号，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粮票”与“货币”作为商品经济的媒介，不仅是物质交换的工具，更是权力与身份的符号——“吃商品粮”与“非吃商品粮”的身份划分，成为大世界中最核心的社会分层标准，这种分层直接决定了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发展机会。

这种以“粮票与钱”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二者均以“经济身份”为核心进行社会分层，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中“重实际利益”的文化传统。《群山绝响》中，从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到镇（区），社员、教师、走卒贩夫、基层干部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围绕“粮票与钱”展开了各种交往与博弈：汉叔区革委会开具的工作介绍信、元尚婴为上高中而进行的奔走、基层干部之间的利益交换，均是权力符号与利益诉求的具体体现。这种社会结构的符号化呈现，使得小说既展现了1976年乡土社会的具体现实，又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中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大世界的空间符号还具有“流动性”的特征，道路、集市、公社驻地等空间载体，成为连接不同区域与不同人群的纽带。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流动性”是大世界的核心特质——商品的流动（粮食、布匹、农具等）、人员的流动（赶集的村民、出差的干部、求学的学生等）、信息的流动（政策通知、民间传闻、亲友消息等），共同构成了大世界的动态图景。这种流动性，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天下为公”的观念相联系（《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世界并非封闭的地域空间，而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通过符号交换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元尚婴“上高中”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空间网络中展开的，他的足迹从元家庄延伸到汉叔镇，从家庭走向社会，其命运轨迹与空间流动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三）空间边界的渗透与融合：情礼与利益的辩证统一

小世界与大世界并非截然分离的两个空间，而是通过一系列符号载体实现边界渗透与融合。元家的私人生活空间（小世界）始终受到大世界公共规则的影响：元尚婴“上高中”的人生目标，直接与大世界的教育政策、身份制度相关；元家的经济状况，也与大世界的商品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反之，小世界的伦理观念与情感纽带，也在不断影响着大世界的人际关系：元家的“善信善仁”吸引了因如和尚等外来者的加入，元尚婴与黑蛋、爱挠等伙伴的友谊，超越了大世界的身份差异与利益诉求。这种空间边界的渗透与融合，使得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出立体、多元的特征。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小世界与大世界的边界渗透，本质上是“情”与“利”、“礼”与“权”的辩证统一。小世界以“情”为核心符号，大世界以“利”为核心符号，二者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小说的核心矛盾冲突。元尚婴在小世界中培养的“有情”特质，与大世界中“利益至上”的规则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并未在这种对比中陷入迷茫，而是以“情”化“利”，以“礼”制“权”，实现了二者的和谐统一。例如，元尚婴为上高中而奔走的过程中，既需要遵循大世界的规则（办理介绍信、满足招生条件），又始终坚守小世界的伦理（诚实守信、尊重他人），这种行为选择，正是“情礼之辨”在空间互动中的具体体现。

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与中国古代文论中“义利之辨”的传统相契合。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义”对“利”的引导与规范。《群山绝响》中，小世界的“情”与“礼”正是“义”的体现，大世界的“利”与“权”则是“利”的代表。小说通过空间边界的渗透与融合，展现了“义利兼顾”的价值追求——并非否定“利”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义”对“利”的约束，实现“以义制利”的和谐状态。元家在商品经济环境中既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如年夜饭的“奢华铺排”），又坚守“善信善仁”的伦理底线，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这种价值追求，使得小说超越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简单批判，上升到对普遍人性与社会伦理的深层思考。

三、人物符号：纪传精神与巫史传统中的个体与群体

《群山绝响》的人物塑造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既吸纳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精神，又继承了楚文化的“巫史传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体形象，更是承载文化内涵与符号意义的精神载体。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核心人物元尚婴是贯穿全文的“主符号”，祖父、父母、黑蛋、爱挠等次要人物则是“辅助符号”，而全老师、顾老师、马会计等边缘人物则是“补充符号”。这些符号相互关联、彼此印证，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人物图谱，展现了“小世界”与“大世界”中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一）元尚婴：历史镜像与有情主体的双重符号

元尚婴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与叙事者，其符号内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历史的“风月宝鉴”，承载着对1976年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与反思；另一方面，他是“有情”的生命主体，体现了中国古典文论中“发乎情止乎礼”的审美追求。这种双重符号内涵，使得元尚婴既具有历史的厚度，又具有人性的温度。

从“历史镜像”的符号内涵来看，元尚婴站在1976年的历史门槛上，“既回望过去的来路，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出路”，他的视角成为连接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纽带。作为十六岁的少年，他对世界的认知既纯真又敏锐：他见证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村民的日常生活、亲友的悲欢离合，也经历了自己“上高中”的人生抉择。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构成了对1976年乡土社会的微观记录，这种记录并非宏大叙事的附庸，而是历史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元尚婴的眼睛是“观察符号”，他的心灵是“感受符号”，他的叙事是“记录符号”——通过这些符号，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与人性样态。这种“历史镜像”的符号功能，与《史记》“纪传体”精神中的“实录”传统一脉相承。司马迁主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方英文通过元尚婴的叙事，也实现了对历史的“实录”——既不回避生活的“泥泞窘迫”，也不夸大人性的美好，而是以平和、冲淡的笔触，展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从“有情主体”的符号内涵来看，元尚婴继承了祖父元百了的天资聪慧、父亲元厚谦的温和宽厚与母亲游宛慧的慧心巧思，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情”的精神特质。这种“情”并非泛滥的情感宣泄，而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节制之爱——他对家人的亲情、对伙伴的友情、对乡土的热爱，都体现了这种节制与真诚。例如，他与黑蛋、爱挠等伙伴的交往，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情谊；他对祖父的敬重、对父母的依赖，既符合传统伦理中的“孝悌”之道，又充满了自然的情感流露。这种“有情”的特质，使得元尚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人性的纯粹与善良，也使得小说的叙事充满了温暖与力量。从古典文论来看，这种“有情”的精神特质，与沈从文所说的“有情”观念相契合。沈从文在解读《史记·列传》时强调“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其核心是对生命本真与人性美好的追求，元尚婴的“有情”正是这种追求的当代体现——他在时代的艰难与生活的琐碎中，始终坚守着对生命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向往。

此外，元尚婴的符号内涵还与楚文化的“巫史传统”存在深层关联。楚文化中的“巫史传统”强调人与神、人与自然的沟通与感应，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群山绝响》中，元尚婴虽然是理性的少年，但他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巫觋思维的痕迹——震莲寺和尚的预言、因如的送财神歌谣、母亲的因果观念，这些元素都对元尚婴的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元尚婴既是巫觋文化的“接受者”，也是这种文化的“传承者”——他对这些神秘元素的态度，既不是完全迷信，也不是彻底否定，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接纳与包容，这种态度正是楚文化“巫史传统”中“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元尚婴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对巴山的山川、河流、草木的细致描摹），也暗合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他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使得元尚婴的人物形象更具文化底蕴与精神深度。

（二）次要人物：小传式符号与家族记忆、社会图景的构建

《群山绝响》的人物塑造继承了《史记》“纪传体”的精神，除了核心人物元尚婴的“正传”之外，作者还巧妙地嵌入了祖父、父亲、母亲、黑蛋、爱挠等次要人物的“小传”。这些“小传”并非孤立的情节片段，而是构成核心人物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家族记忆与社会图景的重要符号载体。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次要人物的“小传”是核心人物符号的“外延符号”，它们通过补充核心人物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与社会关系，丰富了核心人物的符号内涵；同时，这些“小传”也是社会图景的“切片符号”，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伦理观念与生活状态。

祖父元百了（字有无）的“小传”是家族记忆的核心符号。作为书香门第的代表，祖父不仅是元尚婴的精神导师，更是家族文化的传承者。他的学识、品格与人生态度，构成了元家“善信善仁”的家族精神的核心内涵。祖父的书房、他对元尚婴的学业教导、他与亲友的交往方式，都是家族文化的符号化呈现。从古典文论来看，祖父的形象暗合了“士”的精神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他虽然身处乡土社会，却始终坚守着“耕读传家”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通过他对元尚婴的教导，传递给了下一代。祖父的“小传”不仅丰富了元尚婴的符号内涵（展现了他所继承的文化基因），也构建了元家的家族记忆，使得小说的叙事具有了历史的厚度与文化的深度。

父亲元厚谦与母亲游宛慧的“小传”，是家庭伦理与乡土女性形象的符号化呈现。父亲元厚谦的温和宽厚、勤劳朴实，体现了传统农民的优秀品质；母亲游宛慧的慧心巧思、善良宽厚，则展现了传统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他们的“小传”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如母亲的厨艺、父亲的劳作、夫妻之间的相处方式），构建了元家小世界的伦理秩序，也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父母的形象是“家庭伦理符号”，他们的行为与品格为元尚婴树立了榜样，也为读者展现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具体样貌。这种家庭伦理符号，与中国古代“父慈子孝、夫义妇顺”的伦理观念相契合（《礼记·礼运》），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乡土社会的具体延续。

黑蛋、爱挠等伙伴的“小传”，是少年情谊与乡土童年的符号化呈现。他们与元尚婴的交往，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快乐与真诚的友谊。这些“小传”通过描绘他们一起上学、玩耍、探险的场景，展现了乡土童年的自由与美好，也为元尚婴的“有情”特质提供了现实支撑。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些伙伴形象是“童年记忆符号”，它们承载着元尚婴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也展现了乡土社会中少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时，这些伙伴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他们的命运轨迹也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的“小传”同时具有了社会图景“切片符号”的功能——通过他们的视角与经历，读者能够窥见乡土社会不同阶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困境。

（三）边缘人物：补充符号与社会结构的完整呈现

除了核心人物与次要人物之外，《群山绝响》中还塑造了全老师、顾老师、倪老师、马会计、黄师傅等边缘人物。这些人物的戏份不多，但他们作为“补充符号”，在完善社会结构图景、推动情节发展、丰富主题内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边缘人物是社会结构的“末梢符号”，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网络的边缘，但能够反映社会结构的整体特征；同时，他们也是核心人物命运的“催化剂符号”，他们的行为与选择往往会对核心人物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全老师、顾老师、倪老师等教师形象，是教育制度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符号化呈现。全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无所不能，跟神一样厉害”，但学生们发现他“也要撒尿拉屎”的情节，既展现了少年视角的纯真与幽默，也解构了知识分子的“神圣”形象，还原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面貌。顾老师、倪老师的“小传”则通过他们的教学经历、生活状态与人生选择，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基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从古典文论来看，这些教师形象暗合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的传统观念，但同时也展现了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与困境——他们既要坚守“传道授业”的理想，又要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社会环境的限制。这些边缘人物的“补充符号”功能，使得小说的社会图景更加完整，也深化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马会计、黄师傅等基层干部与普通劳动者形象，是社会权力结构与民间生态的符号化呈现。马会计作为公社的基层干部，其行为既体现了权力的运作逻辑，又展现了民间社会的人情世故；黄师傅作为普通劳动者，其生活状态则反映了乡土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与艰辛。这些边缘人物的“小传”通过具体的事件（如马会计为元尚婴办理手续、黄师傅的日常劳作），展现了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方式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些人物是“权力符号”与“民间符号”的结合体——他们既受到权力结构的约束，又在民间社会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复杂与真实。这些边缘人物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社会图景，也深化了对“大世界”权力结构与民间生态的探讨。

四、主题符号：商品经济关系与个体命运中的情礼之辨

《群山绝响》的主题内涵围绕“商品经济关系”与“个体命运”展开，通过一系列主题符号的构建，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探讨了“情”与“礼”、“义”与“利”的辩证统一。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商品经济关系”是小说的核心主题符号，它以“粮票与钱”为具体载体，构建了一个贯穿“小世界”与“大世界”的关系网络；“上高中”则是个体命运的核心主题符号，它承载着个体对阶层流动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这两个核心主题符号相互关联、彼此印证，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题意蕴，同时也与古代文论中的“情礼之辨”“义利之辨”形成了深度对话。

（一）商品经济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纽带的主题符号

《群山绝响》在主题上是一部“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商品经济’关系的小说”，“粮票与钱”作为商品经济的核心载体，成为贯穿全文的主题符号。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粮票与钱”不仅是物质交换的工具，更是社会结构的纽带与身份等级的标志——“吃商品粮”与“非吃商品粮”的身份划分，直接决定了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发展机会。这种以“粮票与钱”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关系，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横向连接着不同区域的人群（元家庄、杨家沟、楚子川公社、汉叔镇），纵向贯穿了不同阶层的个体（社员、教师、基层干部、走卒贩夫），使得小说的社会图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

“粮票与钱”的符号内涵，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1976年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前夜，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物资短缺时代的重要凭证；而货币则代表着商品经济的萌芽，是市场交换的基本媒介。小说中，“粮票与钱”的流通与交换，既展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规则，又暗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例如，元家年夜饭的“奢华铺排”，既需要足够的粮食（可能涉及粮票的兑换），又需要一定的货币来购买食材与酒水；元尚婴为上高中而奔走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货币来支付相关费用、通过粮票来解决途中的饮食问题。这些情节都展现了“粮票与钱”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作为社会结构纽带的符号功能。

从古代文论的视角来看，这种商品经济关系的符号化呈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形成了深度对话。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义”对“利”的引导与规范。《群山绝响》中，人物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行为选择，始终受到“义”的约束——元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坚守“善信善仁”的伦理底线；元尚婴在利用“粮票与钱”解决实际问题时，始终保持着诚实守信的品格。这种“以义制利”的行为选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兼顾”的价值追求，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内涵超越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关系的简单描摹，上升到对普遍人性与社会伦理的深层思考。

此外，商品经济关系的符号化呈现，还与小说的“纪传体”结构形成了互文关系。《史记》通过记载不同人物的生平事迹，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与时代特征；《群山绝响》则通过描绘不同人物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交往与博弈，构建了1976年乡土社会的社会图景。元尚婴的“上高中”主线、元家的日常生活、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普通村民的生存境遇，均围绕“粮票与钱”这一核心符号展开，这些情节相互关联、彼此印证，共同构成了一部“微观社会史”，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与人性样态。

（二）上高中：作为个体命运诉求的主题符号

“元尚婴上高中”是贯穿《群山绝响》的主线情节，也是承载个体命运诉求的核心主题符号。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上高中”不仅是元尚婴的个人目标，更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象征着个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也隐喻着乡土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发展前景。元尚婴为上高中而进行的奔走、努力与等待，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底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高中”的符号内涵，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制度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1976年的中国，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上高中对于底层民众的子女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元尚婴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天资聪慧，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通过“上高中”这一符号得到了具体体现。小说中，元尚婴为上高中而办理介绍信、参加考试、等待结果的过程，展现了底层民众子女在教育资源竞争中的艰辛与不易，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公平与不公平之处。

从古代文论的视角来看，“上高中”的符号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一脉相承。《论语·子张》有言：“学而优则仕”，强调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关联。元尚婴的“上高中”目标，本质上是“学而优则仕”观念在当代的延续——他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价值与家族荣誉的双重提升。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元尚婴的“上高中”诉求，并非仅仅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更包含着对知识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这种诉求，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特质，使得“上高中”的符号内涵更加丰富与深刻。

此外，“上高中”的符号内涵还与小说的“情礼之辨”主题形成了互文关系。元尚婴为上高中而进行的奔走，既需要遵循“礼”的规范（如按照程序办理介绍信、尊重基层干部的工作），又始终坚守“情”的本真（如对知识的热爱、对家人的责任、对朋友的真诚）。他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行为选择，正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具体体现——“情”是他追求目标的内在动力，“礼”是他实现目标的外在规范，二者的和谐统一，使得元尚婴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内涵更加深刻。

“上高中”的符号内涵还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不仅是元尚婴的个人诉求，更是人类对自我实现与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小说中，元尚婴的“上高中”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生命的热爱。这种精神状态，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生不息”观念相契合，也与当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共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体对自我实现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不变，“上高中”这一符号所承载的这种普遍诉求，使得小说具有了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三）情礼之辨：主题符号的核心意蕴与古典传承

“发乎情止乎礼”是李敬泽为《群山绝响》提炼的关键词，也是小说主题符号的核心意蕴。从古代文论来看，“发乎情止乎礼”出自《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强调情感表达的节制与规范，追求“情”与“礼”的和谐统一。《群山绝响》的主题符号，无论是商品经济关系中的“义利之辨”，还是个体命运诉求中的“上高中”，都围绕“情礼之辨”展开，展现了“情”与“礼”的辩证统一关系。

“情”是小说主题符号的内在核心，它体现为人物的自然情感、生命体验与人性本真。元尚婴对家人的亲情、对伙伴的友情、对乡土的热爱，元家的“善信善仁”，普通村民的淳朴善良，都是“情”的具体体现。这种“情”是自然流露的，没有虚伪的掩饰，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它是人性的本真，也是小说叙事的温暖所在。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情”是主题符号的“内涵意义”，它赋予主题符号以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度，使得读者能够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

“礼”是小说主题符号的外在规范，它体现为社会制度、伦理秩序与行为准则。小说中的“粮票与钱”所代表的商品经济规则、“外尊内卑”的座次礼仪、教育制度中的招生规则、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逻辑，都是“礼”的具体体现。这种“礼”是社会秩序的保障，也是个体行为的规范，它使得社会能够有序运行，个体能够和谐相处。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礼”是主题符号的“外延意义”，它赋予主题符号以秩序感与逻辑性，使得小说的叙事具有了现实基础与社会深度。

“情”与“礼”的辩证统一，是《群山绝响》主题符号的核心意蕴。小说中的人物在“情”的驱动下追求个人目标、展现人性本真，同时在“礼”的规范下约束自身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元尚婴为上高中而奔走，是“情”的驱动（对知识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他按照程序办理手续、尊重他人，是“礼”的规范。元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追求经济利益，是“情”的驱动（改善生活、保障家庭）；他们坚守“善信善仁”的伦理底线，是“礼”的规范。这种“情”与“礼”的和谐统一，使得小说的主题内涵既具有人性的温度，又具有社会的深度，也使得小说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情礼之辨”传统形成了深度对话。

这种对话，并非简单的复古与模仿，而是对古典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英文将“情礼之辨”的古典传统与1976年的当代现实相结合，通过具体的人物与情节，展现了“情礼之辨”在当代社会中的新内涵与新形态。小说中的“情”不再是古典文学中那种理想化的情感，而是充满了当代生活的烟火气与现实感；小说中的“礼”也不再是古典社会中那种僵化的等级制度，而是体现了当代社会的规则意识与平等观念。这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得《群山绝响》既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为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结论

方英文的《群山绝响》以1976年为历史节点，通过少年元尚婴的叙事视角，构建了一个勾连乡土日常与时代记忆的文学世界。本文以符号学分析理论为核心工具，结合“情礼之辨”“巫史传统”“纪传精神”等古代文论资源，对小说的叙事符号、空间符号、人物符号及主题符号进行了深度细读，揭示了小说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会通中所展现的独特叙事精神与文学价值。

从叙事符号来看，小说中的时间呈现出“延绵性”与“循环性”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既与柏格森“时间延绵”理论相契合，又暗合中国古典文化中“天道循环”的宇宙观与“古今贯通”的历史意识。时间延绵承载着个体记忆与历史积淀，时间循环彰显着社会秩序与因果伦理，未来时间则隐喻着希望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时间符号系统，实现了“情”与“礼”的和谐统一。

从空间符号来看，小说构建了“元家私人生活空间”（小世界）与“公共社会空间”（大世界）的二元结构。小世界以“情”为核心，承载着个体情感与家族伦理；大世界以“利”为核心，展现了社会权力与经济关系。两个空间通过“粮票与钱”“筵席”“道路”等符号载体实现边界渗透与融合，体现了“义利兼顾”的价值追求与“和而不同”的审美理想，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家国同构”“天下为公”的观念一脉相承。

从人物符号来看，小说继承了《史记》“纪传体”精神与楚文化“巫史传统”，构建了以元尚婴为核心的人物图谱。元尚婴作为“历史镜像”与“有情主体”的双重符号，既承载着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与反思，又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审美追求；祖父、父母、伙伴等次要人物的“小传”，丰富了核心人物的符号内涵，构建了家族记忆与社会图景；全老师、马会计等边缘人物则作为补充符号，完善了社会结构的完整呈现，展现了基层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从主题符号来看，“商品经济关系”与“上高中”是贯穿全文的核心主题符号。“粮票与钱”作为商品经济的载体，构建了连接“小世界”与“大世界”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以义制利”的伦理追求；“上高中”作为个体命运的诉求，象征着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两个主题符号相互关联、彼此印证，共同围绕“情礼之辨”的核心意蕴展开，实现了对古典文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总体而言，《群山绝响》通过一系列丰富而复杂的符号系统，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乡土社会的生存样态与人性图景，同时也实现了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度对话。方英文以冲淡平和的叙事风格、细腻真切的日常描摹，避开了“伤痕文学”的情感宣泄与“反思文学”的宏大叙事，在“小切口”中展现“大时代”，在“日常性”中蕴含“深刻性”，彰显了“对昔日生活之泥泞窘迫，看得真切，又有天高云淡的宽余旷远”的独特襟怀与心性修为。这种叙事精神，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知人论世”“以史为鉴”的传统，又吸收了现代符号学的叙事技巧，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会通，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与解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当代文学创作日益追求“先锋性”与“国际化”的背景下，《群山绝响》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坚守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它证明了传统文学资源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能够与当代现实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能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同时，本文所采用的“符号学+古代文论”的跨学科解读方法，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通过符号学的精准分析，能够深入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通过古代文论的观照，能够揭示作品与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二者的结合能够实现对文本的全面、深入解读，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引文与注释

[1]罕莫：《元尚婴论：多元会通中的小说叙事精神——方英文长篇小说〈群山绝响〉读札》，微信公众号“诗翼人文坊”，2026年1月14日。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

[3]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8页。

[4]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页。

[5]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5-52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7]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2-210页。

[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页。

[9]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9页。

[1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页。

[11]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56、189、230页。

[12]方英文：《后花园》，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3]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

[14]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页。

[15]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6页。

[1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页。

[17]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8页。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19]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6-82页。

[20]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3页。

[21]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5-103页。

[2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7页。

[23]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12-118页。

[24]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35-142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

[26]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6页。

[27]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28]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53、67、124页。

[29]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23-35页。

[30]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29-36页。

[3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32]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7-44页。

[3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页。

[34]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58-69页。

[35]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9页。

[36]韩愈：《昌黎先生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页。

[37]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6-93页。

[38]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6-80页。

[3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页。

[40]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6、91页。

[4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42]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7、92页。

[4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20页。

[44]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8-121页。

[4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46]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0-32页。

[4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页。

[48]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19-120页。

[49]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0-94页。

[50]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页。

[51]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52]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9-78页。

[53]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8、76、90页。

[54]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0-142页。

[55]方英文：《群山绝响》，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230页。

[56]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5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文学评论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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