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胎又被扎了。

这回是右后轮,瘪得那叫一个彻底,像被抽了骨头的皮囊,软趴趴地瘫在地上。早晨七点十分,我拎着公文包,站在小区老旧的停车位前,对着那只废轮胎运气。

不用看,肯定是三号楼的王大爷干的。

我们这个老小区,没正经物业,也没规划好的车位。大家停车,全凭先来后到和一股子“占地为王”的野性。我家楼前这块空地,稍微宽敞点,能停两辆车,一直是我和楼下小张心照不宣的“固定”车位——谁先回来谁停。

可自打前年春天开始,事情就变了味。三号楼的王大爷,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俩破旧的石墩子,不偏不倚,就摆在我常停的那个位置边上。石墩子不大,但位置刁钻,车停进去,驾驶座的门只能勉强推开一条缝,人得像泥鳅一样侧着身子往外挤。

我找过王大爷。老头儿瘦,精干,脸上褶子深得像刀刻的,坐在自家一楼小院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盘着俩油光水滑的核桃,眼皮都不抬。

“大爷,您看那石墩子,是不是能挪挪?我门都开不开了。”我尽量陪着笑。

“挪?”大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那是公共地方,我放俩墩子怎么了?碍着你停车了?路这么宽,你不会停别处?”

“可我一直停那儿…”

“你一直停就是你的了?”大爷终于抬起眼皮,小眼睛锐利,“年轻人,懂不懂规矩?这小区是你家的?”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转头去找社区,社区大姐两手一摊:“老王头就那脾气,倔驴一头,我们去做过工作,没用。再说了,那地方确实没划车位,你们自己协调吧。”

协调?怎么协调?我试过把车停别处,可小区里车满为患,晚上回来晚了,转三圈都找不到一个空隙。也试过不管那石墩子,硬停。结果就是,要么车门被石墩子刮出长长的印子,要么第二天早上,车胎准没气。

第一次车胎被扎,我还以为是巧合,倒霉,碰上哪个缺德的醉鬼了。自费换了胎,还安慰自己破财消灾。可接下来,事情就规律了。只要我停进那个“我的”车位,第二天,车胎必瘪,而且都是侧面,补都没法补,只能换新的。

我去找王大爷理论。他正在院子里侍弄他那几盆半死不活的花,听我说完,慢悠悠地直起腰,拍拍手上的土:“哟,又扎了?你这车质量不行啊,老坏。要不就说你们这些开车的,乱停乱放,遭报应了吧。”

“大爷,话不能这么说…”

“那我该怎么说?”他盯着我,眼神混浊,却带着一股子狠劲,“我说不是我干的,你信吗?有证据吗?拿证据来,拿不出来,少在这儿瞎咧咧。”

监控?这破小区,哪来的监控。报警?警察来了,现场都破坏了,一个旧石墩子,能说明什么?耗了半天,只能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我和王大爷,还有我那可怜的车胎,就进入了一场漫长而沉默的战争。我停进去,他扎。我换胎,再停,他再扎。两年时间,我换了八条胎。换到最后,连补胎店的小哥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开车过去,就摇头叹气:“哥,又是那个位置?那老头儿跟你有夺妻之恨还是杀父之仇啊?”

我苦笑。恨?仇?我连他为什么针对我都想不明白。我没得罪过他,见面也客客气气打招呼,虽然他从不搭理。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不小心轧过他养的猫狗?可观察了很久,老头儿独来独往,除了那几盆花,没见养什么活物。

这场战争打得我筋疲力尽。经济上,一条胎好几百,两年下来,大几千扔水里了。精神上,更累。每天下班,开车回小区就像上刑场,得祈祷那个位置空着,又怕它空着——停了,明天可能就得请假换胎;不停,就得在小区里打游击,跟别人抢车位,往往闹得不愉快。

我试过硬刚。有一次,我故意把车紧贴着石墩子停,下车时几乎是从天窗爬出来的。我想,这下你没空间蹲下扎我轮胎了吧?结果第二天,车胎还是瘪了。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像个幽灵。

我也试过“感化”。端午节,我提了盒粽子送过去。他开门,看看粽子,看看我,没接。“拿回去,我不吃这玩意。”门砰地关上了。中秋的月饼,过年时的水果,都一样,原封不动地被拒之门外。

我甚至想过极端手段,比如半夜去把他那俩破石墩子砸了,或者给他家门上泼点油漆。但也只是想想。为这点事,不值当,也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这场无声的、单方面的折磨,成了我生活里一根拔不掉的刺。老婆劝我:“要不咱们把车卖了吧,骑电动车,还环保。”我摇摇头,心里憋着一股气,凭什么?我凭什么要为一个不讲理的老头子改变自己的生活?

直到上个星期。

那天我加班,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小区。果然,我的“专属车位”空着,在昏暗的路灯下,像个沉默的嘲讽。我叹口气,准备继续转悠找地方。就在这时,我看见王大爷家一楼的窗户还亮着灯。

那扇窗,对着小区内部,拉着窗帘,但能看见一个人影坐在桌前,低着头,一动不动。我鬼使神差地,把车悄悄停在远处阴影里,下了车,慢慢走过去。

窗户开着一条缝,纱窗挡着。我听见里面传来极低的、压抑的啜泣声。是王大爷。他在哭。

我愣住了。这个扎了我两年轮胎、像个冷硬石头一样的老头,居然在哭?

然后,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很年轻,带着哭腔和绝望:“…爷爷,我真不行了…一点也看不进去了…我完了,肯定考不上了…”

是个男孩。

“胡说!”王大爷的声音响起,嘶哑,却带着一种近乎凶狠的坚决,“童童,不许胡说!你必须考上,必须离开这儿!听见没有?爷爷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供出去!”

“可…可是…”

“没有可是!”王大爷打断他,声音低下去,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苍凉,“爷爷没用,没能耐,给不了你爸他妈好日子,也…也护不住他们…现在就剩你了,童童,就剩你了…你得争气,得考上好大学,走得远远的,再别回这破地方…爷爷就是死了,也闭眼了…”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压抑的、破碎的抽泣声,分不清是老人的,还是少年的。

我站在窗外黑暗里,手脚冰凉,又仿佛有滚烫的东西从脚底窜上来,烧得我心脏发紧,喉咙发干。

我悄悄退回阴影里,开车,在小区外找了个付费停车场,胡乱停下。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那压抑的哭声,还有老头那句“爷爷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请了假,没去上班。我开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最后停在了市图书馆门口。我走了进去,在电子阅览室,打开了全市的旧新闻数据库。

我输入“王建国”——王大爷的全名,是以前听社区大姐提过一次。加上“车祸”、“意外”等关键词。

屏幕上跳出一条链接,时间显示是八年前。本地一个不起眼的小新闻网站,标题是:《夜间施工违规占道,夫妻二人命丧渣土车下》。

我点进去。报道很短,大意是说,某个路段夜间施工,防护措施不到位,一对骑电动车下夜班的夫妻,被违规倒车的渣土车卷入车底,当场死亡。事故责任认定,渣土车司机全责,施工方也有管理责任。报道末尾,列出了遇难者姓名:王建军,李秀芳。

文章配了一张模糊的现场照片,还有一张家属提供的夫妻合影。合影上,男人憨厚地笑着,女人靠在他肩头,很年轻。在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抿着嘴,眼神有点怯。

我看着那个男孩的脸。虽然稚嫩,但眉眼间,依稀能看出昨晚窗内那个绝望少年的影子。

报道没提施工方是谁,也没提后续赔偿。这种小事故,在当时可能连个水花都没溅起,就沉寂了。除了对那个家庭,那是天塌了。

我又搜了搜“王建国 孙子 高考”,没搜到什么。但昨晚听到的那些话,像碎片一样,在我脑海里拼凑起来。

儿子儿媳死于车祸,可能和施工车辆有关。老头独自拉扯孙子。孙子今年高考。老头把所有希望,也许是余生所有的念想,都压在了这次考试上。他恨一切车辆?还是仅仅恨停在那“特定位置”的车?那个位置,是否和他儿子儿媳的遇难有关?我不知道细节,但那股几乎要凝成实质的绝望和偏执,我隔着窗户都感受到了。

那天晚上,我故意很晚才回家。那个车位依然空着。我把车停进去,依旧小心翼翼,怕刮到车门。下车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大爷家黑漆漆的窗户。

第二天早上,我几乎是抱着“赴死”的心态走向我的车。果然,右前轮又瘪了。崭新的轮胎,侧面一个细小的口子,整齐,利落。

我蹲在轮胎边,看着那个口子,看了很久。奇怪的是,这一次,我没有愤怒,没有委屈,甚至没有多少惊讶。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悲凉。

我没像往常一样骂骂咧咧地打电话叫道路救援,也没急着换备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老陈,我李明。跟你商量个事,你那套空着的公寓,就学校旁边那个,最近租出去没?…没租?那正好,借我住两个月,不,可能一个多月就行…对,就现在,越快越好。钥匙放物业就行,谢了,回头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我又打开手机软件,下了一个搬家公司的单子,预约了下午三点。

然后,我上楼,回家,开始收拾东西。老婆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打包好的箱子,吓了一跳:“你干嘛?又要跟那老头死磕?这次准备泼粪还是砸玻璃?”

我摇摇头,把昨晚听到的、今天查到的,简单跟她说了一遍。

老婆听完,沉默了,很久才说:“…那咱们怎么办?就这么算了?他可怜,咱们就活该被他扎两年胎?”

“不算了,还能怎样?”我把最后几本书塞进箱子,“跟他较劲?报警把他抓了?他孙子正在高考,老头要是进去了,那孩子怎么办?”

“可…”

“老婆,”我打断她,看着她,“两年,八条轮胎,几千块钱,是不少。可跟那老头心里压着的东西比,跟那个孩子的未来比,算了,就…算了吧。”

老婆红了眼眶,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卧室,开始收拾她的东西。

下午,搬家公司准时来了。动静不大,但在这老小区里,还是引来一些邻居探头探脑。我把一些暂时不用的家具、衣物打包搬走,只留下必要的生活用品,做出一副“临时外出,但还要回来”的样子。

搬完家,我开着瘪了一个胎的车,慢慢驶出小区。经过王大爷家楼下时,我看见他依旧坐在小院门口的马扎上,手里盘着核桃,眼睛看着我们搬家的车,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把车开到老陈的公寓,安顿下来。这里离我单位远点,但环境好,有正规地下车库。最重要的是,离那所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只有不到五百米。从阳台望出去,能看见学校的大门,和里面灯火通明的教学楼。

我没再回那个老小区停车。那辆一直和他“战斗”的银色轿车,从那个“专属车位”消失了。我不知道王大爷会不会觉得奇怪,或者,他根本不在意。

日子好像恢复了平静。我每天穿过大半个城市上下班,虽然累,但心里那根刺,好像没那么尖锐了。偶尔还是会想起那只被扎破的轮胎,想起老头那双混浊又执拗的眼睛,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释然。

高考那两天,我特意请了假。没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我就在那所重点高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二楼坐着,靠窗的位置。从这里,能清晰地看到校门口的一切。送考的人群,黑压压一片,家长们脸上的紧张、期盼,比考生还甚。警戒线,维持秩序的警察和老师,还有不断响起的“加油”声。

我在人群里寻找。第一天上午,没看到。下午,数学考完,考生们潮水般涌出来,有的哭,有的笑,有的面无表情。我在人群边缘,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他。

王大爷。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站得笔直,像一棵快要枯死但依然紧绷着的树。他伸长脖子,在出来的学生里焦急地寻找。然后,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走了出来,脸色有些苍白。王大爷立刻挤过去,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接过男孩肩上的书包,很重似的背在自己佝偻的背上,另一只手,似乎想拍拍男孩的肩,最终却只是局促地放下了。男孩低着头,爷孙俩沉默地穿过人群,离开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老头儿的背,好像比记忆中更驼了一些。

第二天也是如此。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响起,巨大的喧嚣爆发出来。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暂时结束了。我看到王大爷和孙子再次出现,男孩的脸上似乎有了一丝如释重负,老头依旧沉默地背着那个沉重的书包。

我坐在咖啡馆里,直到人群散尽。夕阳把学校的影子拉得很长。

又过了大概一个月,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开车回了老小区。有些东西还放在那边,得去拿。

我把车停在小区外的路边。走进去时,下意识地先看了一眼我那个“专属车位”。

车位空着。旁边那两个阴魂不散的石墩子,不见了。

地上很干净,连经常堆积的落叶都没有,像是被人仔细打扫过。

我愣了一下,继续往自家楼栋走。经过王大爷家楼下时,我放慢了脚步。

小院的门开着,里面那几盆花,居然开出了几朵不起眼的小花。王大爷没坐在门口。

我正要走过去,一楼那扇窗忽然开了。王大爷探出头来,看见是我,也愣了一下。

我们隔着几米远,对视着。他好像更瘦了,眼窝深陷,但那双总是带着执拗和冷意的眼睛,此刻有些浑浊,有些空,又似乎有点别的什么。

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一点含糊的声音。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然后,很慢,很慢地,幅度极小地点了一下头。

几乎看不出来。

但我知道,他点了头。

我也看着他,停顿了两秒,然后,学着他的样子,幅度很小地点了一下头。

接着,我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

阳光很好,照在老旧的楼墙上,暖洋洋的。楼上有家人在吵架,有孩子在哭,有电视的声音。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

一切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没有道歉,没有感谢,没有解释。

只有两个被生活磨损过的男人,在某个平凡的清晨,隔着一段充满芥蒂和尘埃的距离,完成了一次微不足道的、无人知晓的和解。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