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想起陶渊明，都是“采菊东篱下”的闲云野鹤，天天喝酒赏花逛南山，不少人还羡慕得不行，恨不得穿过去跟他一起隐居。谁能想到，这个连当官都嫌麻烦的大文豪，躲进田园还被娃搞到头大，还专门写了首诗吐槽儿子，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骂儿诗”。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带走的除了满腹诗书和一身气节，还有五个张嘴等着吃饭的儿子。魏晋时期门第观念极重，家族兴衰全靠子孙能不能继承家风，陶渊明日子过得穷，也没忘了祖上曾是战功赫赫的东晋大司马陶侃。他早早给长子取名阿舒，就盼着孩子能舒展大气，将来撑起陶家的门楣，哪想到五个儿子的成长，全偏了他预设的轨道。
在这首《责子》诗里，陶渊明带着自嘲挨个点评了五个儿子。长子阿舒快十六岁，本该帮着父亲分担家事，谁料生性懒惰，脑子还比别人慢半拍。次子阿宣年满十五，正是好好读书的年纪，却偏偏厌恶读书，成天游手好闲瞎晃悠。
老三老四的智力让陶渊明头疼，他俩连简单的数字都数不清楚。最小的儿子阿通年纪虽小，却天生爱吃，成天就盯着院里的梨子枣子，别的事一概不上心。把陶渊明整得没脾气，最后只能感叹“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转头借酒消愁去了。
换谁碰到这事能不急啊，陶家到陶渊明这辈，家产早就没了。要是儿子们不能靠读书挣得名望，陶家就得从士族阶层掉到平民甚至更底层，在等级森严的古代，那意味着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陶渊明自己选了归隐，放弃了稳定的俸禄，亲自下地干活养家，孩子从小见的就是父亲在田里除草淋雨，哪见过当官发号施令的风光。
有历史学者分析，娃们表现得“不成器”，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亲眼见着父亲在官场受排挤，归隐后又穷得时常揭不开锅，读书做官换不来饱饭还要受气，潜意识里自然就对这条路有抵触。这种说法其实挺实在，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不少人刚读这首诗，都觉得陶渊明是个严厉古板的父亲，对儿子失望透顶。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仔细读就能品出来，这首诗名为责子，字里行间全是老父亲的亲昵和怜爱。他说娃不好都没说过一句狠话，写孩子们吃枣找梨的样子，画面感拉满，还带着点软乎乎的童趣。
只有天天陪着孩子，把孩子放在心上的父亲，才能写出这么细腻的细节。放在当时，很多贵族父亲对孩子都冷漠得很，根本不会过问这种家长里短的小事。陶渊明肯把养娃的烦心事写进诗里，本身就说明他对孩子的投入够多。
陶渊明也试过改变局面，他在给儿子们的信里反复叮嘱，要几个兄弟互相帮扶，别因为家里穷就心生怨恨。可惜才华这东西真不遗传，他自己有旷世文采，却没法分给儿子哪怕十分之一。正史上也没给五个儿子单独立传，从野史和后世研究来看，几个孩子长大后确实没出文豪，也没人做官重振陶家门楣。
他们最后都成了普通农夫，就像陶渊明写的归园田居那样，扎根在田间地头。有的在战乱里流离失所，有的平平淡淡在乡间终老。陶渊明的头号粉丝苏东坡，还专门写文章帮这几个孩子说话。
苏东坡说，陶渊明能写出这样的诗，说明他本来就享受天伦之乐。孩子们就算不够聪明出众，也一定是善良质朴的好孩子。慢慢的，陶渊明自己也接受了孩子们的平凡。
那句“且进杯中物”根本不是消极逃避，是想开了放下了。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有的孩子是深秋傲霜的菊花，有的孩子就是田间的野草，哪怕没名气，也有自己的一片绿意。哪怕是千古文豪，也没法掌控子女的人生，这份无奈，千年前的陶渊明有，现在的我们其实也懂。
参考资料：陶渊明集校笺，魏晋士族与社会变迁，书陶渊明责子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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