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并立于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千古文章的背后，不仅有读书正业的薪火相传，也有道德风骨的耳濡目染。
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等情况时，曾十分感慨地表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读书明理」
在中国文化史上，父子兄弟并称于世者并不鲜见，但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者，可谓绝无仅有。
苏轼22岁、苏辙19岁即同科进士及第，名动京师。
苏洵科举蹭蹬，在屡挫之后转而“自托于学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逐渐成为涵养学问的文章大家，最终著成《几策》《权书》《衡论》等传世名篇。
更重要的是，苏洵将这种“学以成人”的理念，深深植入两个儿子的精神血脉。细绎苏氏家教，其核心在于对“道”与“器”、“本”与“末”的深刻辨析。苏洵尝言，读书在于“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治身是内圣之功，治人是外王之用，二者不可偏废。又言：“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将读书的目的提升到“立人”的高度。读书重在修身养性、涵养心志，继而推己及人、经世致用。
成群出现，往往离不开适宜的文化土壤；薪火相传，往往离不开家风的绵绵用力。“三苏”佳话的谜底，不尽是偶然，还有某种必然，比如家风家教。司马光为苏洵之妻程夫人作墓志，称其“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识其大义”，关键在于砥砺气节、开阔胸襟、明辨义利。苏轼晚年谪居海南，犹能“著书以为乐”；苏辙历经宦海沉浮，终能“汪洋澹泊，深醇温粹”，其根源恐怕在此。
苏氏家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读书与生活融为一体。苏辙回忆与兄长苏轼的童年时光，写下这样的句子：“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游戏图书”四字，道尽苏氏家教的真精神：读书不是苦役，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与生命相伴终身的乐事。苏轼60多岁贬谪海南时，还梦见父亲督促读书的场景：“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这首诗写于垂暮之年、流放之地，却透露出童年读书的印记深入骨髓。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支撑他在人生困厄中仍能“著书以为乐”。
宋仁宗曾读苏轼兄弟的制策，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其实，苏洵教子的成功，在于培养出两位“治气养心”的君子。
「山河万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洵不仅重视书本教育，还注重在行走中淬炼儿子的见识与胸襟。他经常带着兄弟俩游历名山大川，每到一地都不忘瞻仰追思先贤。即便不能带儿子出去，回到家中也常常给他俩讲述路上见闻。这种行走的力量深深影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苏轼。40多年的宦游四海经历中，苏轼对人文古迹情有独钟，留给后人不少山水名篇。这些山川名胜，也因苏轼的吟咏而魅力倍增。
苏轼兄弟第一次重要的出行，是随父亲出川赴京应试。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自眉州出发，经成都、阆中，越秦岭，抵汴京。一路之上，父子三人饱览山河形胜，拜谒沿途名士，唱和诗文不绝。这趟行程长达数月，将广阔天地作为课堂，让书本知识与社会阅历、自然感悟相结合。行走于神州大地，让苏轼真正理解父亲的学问，也让苏辙在《南行集》序中写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嘉祐四年，苏洵父子三人再次从眉州启程，沿岷江、长江东下，赴汴京候官。此行历时半年，途经嘉州、渝州、夔州、江陵等地，三人唱和诗作百余篇。苏轼曾言：“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段话道出了行走对创作的激发。当胸中蓄积山川气象、人情风物，便不能不发而为文。
从眉山到汴京的路，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精神上的淬炼。苏轼后来宦游四方，历经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他都留心民情、兴修水利、创作诗文，将行走的体验化为生命的养分。元祐年间，苏轼作诗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看似自嘲的话语背后，正是行走与磨难淬炼出的豁达与超越。
行走之中，更有手足之情的深化。苏轼与苏辙兄弟“出处昔同”，一生相知相扶。苏轼视苏辙为挚友：“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敬兄长为师：“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临终时，要苏辙把他葬于嵩山之下，并为其作墓志铭。苏辙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详尽叙述苏轼一生的事迹，高度评价苏轼的文学成就，成为研究苏轼生平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这种手足深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共同的成长记忆、共同的价值观照，是家风在兄弟关系中的温暖呈现，是他们相互扶持的精神支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晚年有和陶诗124首，大部分与家人存在密切关系。或作诗相赠，或要求其弟、其子侄唱和，体现出以诗歌为载体的独特家风传承方式。这样的家风家教使得眉山苏氏家族生生不息，后世子孙英才辈出。从苏迈、苏过到苏迟、苏元老等皆青史留名，苏氏家风在行走中淬炼、在传承中光大。
「诗书传家」
“三苏”伟大的文学成就背后，除了他们本人的天赋、聪明与刻苦之外，还有程夫人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巨大辛劳。程夫人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性情仁慈、知书达礼、端庄贤淑，劝夫以进、教子以学、持家以富，堪比孟母、岳母。
苏轼童年时代，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对苏轼的教育主要落在程夫人的身上。她不仅教子以学，更注重对孩子人格的培养，常以古今成败治乱的典故，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司马光在为程夫人所作的《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称赞“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又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
程夫人的言传身教，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相传，当年苏家搬进眉山新居不久，发现前人窖藏的一坛金银。面对天降之财，程夫人叫人重新埋好，并教育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是做人的准则。”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其“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等廉洁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苏母“不发宿藏”的教育。苏宅四周竹林密布，程氏借竹喻人，教导苏轼兄弟要像竹子一样，有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坚贞气节。苏轼还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记录，母亲对杀生行为甚为痛恨，特意嘱咐家里的小孩、仆人不能捕捉鸟雀。“恶杀生”的观念深刻影响到苏轼，让他始终保有仁慈、温厚且冲淡的心灵世界。
进一步看，苏氏家风家教的要义，可概括为读书正业、家行仁孝、直言敢谏、爱民忠君、乐善好施、为政清廉。苏洵教子，以“内以治身，外以治人”为旨归。程夫人教子，以“不发宿藏”“不残鸟雀”为日常。苏轼一生无论顺逆，皆能持守“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廉，正是家教的体现。苏辙官至副相，晚年流落，犹能“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也是家风的赓续。
“三苏”之所以能成为“载瞻载仰，百世之师”，既因为有道德文章，也在于有家风传承。“诗书传家久，风骨继世长。”真正的“起跑线”，不是知识的提前灌输，而是品格的奠基、阅读习惯的养成、正确义利观的树立。家风纯正，方能雨润万物；家教赓续，才有大国风华。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梅荣，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教科文领导工作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一级巡视员王群）
原标题：《学林随笔｜从“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看家风家教》
栏目主编：王多
文字编辑：理论君
本文作者：梅荣 王群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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