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日本众议员古屋圭司因涉台恶劣言行遭到中方依法反制，但他本人不知悔改固执狡辩，日本政府高官不予约束反而企图为其卸责。戳穿日方这些诡辩，有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日本右翼恶劣言行背后的险恶意图。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陈桂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法理红线早已划定

陈桂清

日本国会众议员古屋圭司屡次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执意勾连“台独”势力，遭到中方依法反制。但他试图狡辩，声称“与台湾的交流是从父辈延续至今”，还说将“基于民主、法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继续推进日台交流。这番荒谬言论，彻底暴露其违背中日政治共识、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无意反省日本侵台罪行的本质意图，也再次印证日本右翼亲台势力插手台海事务、破坏地区稳定的顽固立场。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根本遵循，更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这四个政治文件从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日本与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官方往来的正当性。

1972年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同时废除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了这一核心原则，确认联合声明各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石。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方承诺“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由此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第五条明确规定，日方“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一脉相承、清晰明确，划定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行为红线：日本仅能与台湾维持民间、非官方交流，绝无任何进行官方勾连、政治往来的法理空间。古屋圭司作为国会众议员频繁窜台，本质上是假借民间交流之名，行官方政治互动之实，其所谓“父辈传承”的说辞也不过是刻意规避中日政治共识、践踏一个中国原则的借口，完全违背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精神。

日本作为对台湾犯下罄竹难书殖民罪行的国家，更应在台湾问题上深刻反省、谨言慎行。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台湾，开启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其间对台湾民众实施残酷屠杀、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二战结束后，日本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将台湾归还中国，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则。古屋圭司的父亲古屋亨，二战前曾作为日本官员被派往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总督府”任职。作为日本殖民者的后代，古屋圭司更应在台湾和历史问题上遵规守矩、谨言慎行。但他刻意淡化这段侵略历史，无视台湾同胞的历史伤痛，反将父辈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当作“与台湾有缘”的炫耀资本以及插手台湾事务的由头。这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背叛，也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伤害。

日本右翼亲台势力的所作所为，无疑成了干预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分裂、破坏地区和平的危险行径。当前，“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外部势力干涉是台海局势紧张的重要根源。古屋圭司之流刻意混淆是非，将台湾问题包装成所谓“价值观议题”，本质上是配合个别国家“以台制华”的战略图谋，不仅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事关中日关系政治根基，事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古屋圭司实施反制，以儆效尤，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捍卫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之举。日本右翼亲台势力应该立即停止歪曲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立即停止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立即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为。日本政府更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承诺，严肃约束政客言行，正视历史、尊重事实，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言论自由”非挡箭牌

项昊宇

对于中方反制古屋圭司，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竟然辩称，古屋涉台言行是“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并且反诬中方依法反制惩戒之举“带有威压意味”。日方这一论调是极其拙劣的偷换概念。将公然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挑衅，包装成国内法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不仅暴露出日方对于右翼政客涉台错误行径缺乏起码反省，也凸显出其对国际法理认知的极度匮乏。

其一，日方论调是将国内法权利与国际法义务刻意混淆，也就是将国内法层面探讨的公民权利与国际法层面有关国家及公职人员应尽的国际义务混为一谈。言论自由绝非没有边界的绝对权利，无论西方政治学理论还是国际人权框架，都从未承认过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9条明确指出，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负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并可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权利等正当目的而受到必要限制。古屋涉台言行直接触及中国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在任何主权国家法律框架内都属于危害国家核心利益的严重事件，早已超出正常言论自由的范畴。

其二，国会议员涉外言行具有强烈政治属性。尾崎正直强调古屋圭司是“国会议员”，这恰恰证明古屋的言论绝非普通个人的私下表达，而是具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政治行为。古屋作为日本最高立法机关的成员，并且历任内阁和执政党要职，其涉台言行具有远超一般人的政治影响。日方企图用普遍化的“言论自由”来掩饰政治人物干涉他国内政的实质，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一国政要不能在享受公权力带来的政治资本的同时，又在破坏国际准则时退缩回“普通公民”的壳子里寻求“言论自由”的庇护。

中方反制古屋圭司，是因为其言行构成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违反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共识，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在双边层面，古屋屡屡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方原则底线，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在国际法层面，《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是国际社会基本共识。古屋圭司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这在国际法理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中方的反制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基础上的必要防御，旨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警告外部干涉势力，维护中日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是完全合法、合理且适度的。

日方将中方的正当反制抹黑为“威压”，这是典型的因果倒置、倒打一耙。究竟谁是挑衅者，谁是防御方？事实再清楚不过。日本政客在涉台问题上挑衅中国主权底线在先，中方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在后。日方闭口不谈古屋圭司干涉中国内政的“因”，却炒作中国依法反制的“果”，妄图将挑衅者塑造成“受害者”，将防御方污名化为“施压者”。

日方这番辩解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执。日本右翼势力试图通过“民主与威权”“自由与威压”等意识形态对立话术，在国际舆论场上博取西方阵营同情，掩盖右翼政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这种将意识形态武器化的做法极其虚伪和双标。

因此，日方的回应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在逻辑上充满漏洞，在政治上极其不负责任。言论自由不能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挡箭牌”，日方与其使用苍白无力的说辞为其右翼政客错误行径进行诡辩，不如反躬自省，有效约束政客言行，以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亲台派”图谋不会得逞

廉德瑰

日本国会众议员古屋圭司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滋事，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害中方主权和核心利益。这一恶劣行径发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且拒不悔改之后，再次暴露日本“亲台派”势力蓄意挑战中日关系底线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

作为高市早苗的亲信，古屋圭司的政治底色也是自民党“亲台派”。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右派政客普遍带有“亲台”色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岸信介和贺屋兴宣等皆是自民党“亲台派”的大佬，并曾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设置障碍。现由古屋圭司担任会长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就是1973年日本一些议员结成的“亲台派”组织。以前首相安倍晋三“门徒”自居的高市早苗，本身就是日本“亲台派”的继承者之一，涉台恶劣言行不断。去年上台后，高市在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安排多名“亲台派”政客出任要职，这为当前日本右派势力异常躁动、不断在涉台问题上对华露骨挑衅埋下了祸根。

长期以来，日本右派鼓噪所谓“台湾地位未定”，与“台独”分裂势力保持勾连，原因之一是他们固守冷战思维和错误对华认知，甚至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影响力不断提升，导致日本国内焦虑情绪上升。日本一些政客趁机渲染“中国威胁”和制造对抗，借此来推动一系列右倾政治议程。2022年年底，岸田内阁出台新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随后，日本《防卫蓝皮书》《外交蓝皮书》等官方文件反复强调这一对华定位。近些年来美国加大对华围堵遏压，日本右派更是觉得“机会来了”，一边对美谄媚，一边配合美方对华示强。

在此过程中，打“台湾牌”甚至鼓噪“三海联动”，成为日本右派的惯用伎俩。高市早苗继承“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谬论，甚至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在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之后，古屋圭司仍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执意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滋事，这些都是日本右派试图挑动事端、“以台制华”的最新表现。

正如中方不断严正申明和强调的，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台湾回归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也是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已将台湾地位牢牢锁定。日本“亲台派”势力试图含糊其辞，或是引用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等混淆视听，都是违背自身承诺和国际法原则之举。这不仅严重冲击了中日政治互信基础，破坏地区总体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环境，还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在殖民奴役台湾的50年里更是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现在，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信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但日本右派政治势力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违背日本“和平宪法”以及按照战后国际安排理应承担的战败国责任，借着干涉台海等操作鼓噪阵营对抗、加速自身“再军事化”进程，只会引发亚洲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惕。在日本国内有识之士以及地区和国际层面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力量面前，日本右派政客的图谋万难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