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西区，艳粉街。

1998年的冬天，这条街没有一丝“艳粉”的影子。路面坑坑洼洼，煤灰和积雪搅在一起，踩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两排苏式老楼的墙皮大片剥落，像长了癣的皮肤。走廊里堆着捡来的纸壳和酒瓶，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煤球燃烧的呛味。

我叫小军，那年十岁。我家住在艳粉街17号楼的三楼，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筒子间。父亲建国是沈阳电缆厂的电焊工，八级工，全厂技术大比武拿过第三名。母亲桂兰在街道被服厂踩缝纫机。1997年之前，我家虽然穷，但桌上顿顿有热乎饭，过年还能吃上肉馅饺子。

1997年春天，母亲先下了岗。被服厂一夜之间关了门，桂兰抱着一个纸箱子回家，里面是她踩了十五年缝纫机攒下的两把剪刀和一轴白线。她没哭，只是坐在床边发了一下午呆。第二天开始，她去艳粉街口的早市摆摊卖袜子。一双袜子赚两毛钱，站一整天冻得手脚生疮，挣的钱刚够买馒头。

父亲建国那时候还在厂里硬撑着。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把工装熨得板板正正，骑二八大杠去上班。其实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但他不信邪。“电缆厂是国家骨干企业，政府不会不管。”他说这话时眼神很坚定，像在说服自己。

1997年秋天，电缆厂的下岗名单下来了。建国去找厂长，厂长办公室的门关着，门口贴了一张纸：“下岗问题请找再就业服务中心，本厂长不负责接待。”他蹲在走廊里抽了两根烟，烟头碾灭在地上，起身回家了。

那天晚上，艳粉街17号楼的所有窗户里，都传出相似的沉默。没有摔碗，没有吵架，只有男人们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的火星。

下岗补偿金，建国领了不到七千块。那是一个八级电焊工干了二十年的青春价码。

日子从那天起开始崩塌。

建国出去找活。去劳务市场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抢活，人家嫌他年纪大、腰还有伤；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干了三天被工头撵了，说他手脚慢；去一家小作坊焊铁门，老板给三块钱一小时，他干了一星期，老板跑了，一分钱没拿到。他每天骑着破自行车满沈阳转，天黑才回家，进门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天又没找着。”

后来他不找了。他开始喝酒。最便宜的那种散装白酒，一块五一斤。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喝了酒就骂，骂厂长、骂政策、骂自己没本事。骂着骂着就哭了，四十多岁的汉子，趴在桌上哭得像小孩。

母亲桂兰的袜子摊也摆不下去了。艳粉街上摆摊的人比买袜子的人还多，大家都没钱。有一天她收摊回家，推开门，看见建国喝得烂醉躺在地上，吐了一身的秽物。她默默打了盆水给他擦身子，擦着擦着，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

1999年开春，母亲走了。不是跟人跑了，是去南方打工了。走之前她给我留了一百块钱和一张纸条：“小军，妈去挣钱，挣了钱就回来接你。”她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她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再后来听说她在那边又成了家。

建国知道后，喝了整整一瓶白酒，喝到胃出血。邻居赵叔把他送到诊所，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人就没了。他醒过来第一句话是：“死了倒好，死了就解脱了。”

对面楼的王叔，原来也是电缆厂的，和王婶两口子双双下岗。王婶去菜市场捡菜叶子，被卖菜的追着打；王叔去蹬三轮拉脚，被扣了车。2000年冬天，王叔在自家厕所里用一根麻绳上了吊。王婶的哭声整条艳粉街都听得见，像刀子划玻璃。

隔壁单元的李婶，白天去超市偷了一袋奶粉，被抓了现行。她跪在地上求饶，说家里孩子饿得直哭。超市老板认识她，叹口气让她走了，那袋奶粉送给了她。李婶抱着奶粉回家，一路走一路哭。

建国身体彻底垮了。长期酗酒伤了肝，加上营养不良，整个人瘦得脱了形。2001年夏天，他咳血，送到医院一查，肝硬化晚期。住院要交五千块押金，我们拿不出。厂里说已经破产重组了，管不了。社区给凑了一千块钱，杯水车薪。

他躺在艳粉街的出租屋里（筒子楼后来卖了，我们租了一间地下室），肚子鼓得像扣了个盆，全身蜡黄。邻居赵婶端来一碗粥，他喝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突然精神很好，跟我说：“小军，爸对不起你。爸没本事，让你跟着受罪了。”我说爸你别说了。他说：“你长大了一定要离开艳粉街，越远越好。”

2001年秋天，建国走了。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和赵婶。我把他的劳模证书——1988年厂里发的“技术能手”——塞在他枕头底下，一起烧了。街道给他弄了一口薄棺材，埋在郊外的乱坟岗。

后来我离开了沈阳，去了南方。很多年没回艳粉街。听说那条街早就拆迁了，盖起了新楼。也听说，当年那些下岗工人，有的做小买卖翻了身，有的至今还在打零工糊口，还有的，像王叔、像我父亲一样，把命留在了那个冬天。

艳粉街还在，但那些人的魂，丢在了90年代。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被时代碾碎、却从未被时代记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