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兴邦 文明永续
——从方志文献看李冰治水与都江堰水利文明传承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编者按:都江堰始建于战国秦昭襄王时期的公元前256年,是由蜀郡守李冰率领百姓建造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2025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都江堰考察时指出:“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方志文献作为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翔实记载了李冰治水的实践历程、工艺精髓与治理经验,其凝练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最终落地成为治水利民的伟大实践,既是古人治蜀兴蜀的核心法宝,更成为当代四川推进水利建设、流域治理、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历史镜鉴。在都江堰放水节来临之际,省地方志办专门梳理地方志书记载的都江堰治水智慧,以飨读者。
都江堰(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供图)
因地制宜:
方志记载中的治水之道与当代水利工程
四川历代方志明确记载都江堰因地制宜的治水之道,其顺应地形、适配水文的工程设计,为当代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核心部分组成①,是典型的无坝自流灌溉水利工程。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成都崇州)人常璩撰写的我国首部体例完备志书《华阳国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②”明嘉靖《四川总志》、清嘉庆《四川通志》均载,都江堰“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引水”三大主体工程相互承接、浑然一体,既可以引水灌溉,又可以分洪减灾、排沙防淤。明万历《四川总志》进一步佐证,李冰通过实地勘探岷江出山口地形优势,运用弯道环流原理设计鱼嘴,使岷江自然分为内江灌溉、外江泄洪两大水系,在最大限度降低水流冲击的同时,实现自动分水、天然排沙;宝瓶口的开凿则精准把控山体结构,以“瓶颈”效应严格控制入水量,契合成都平原水文与地形特征。民国《灌县志》亦记,蜀地水患频发,李冰未筑坝而因势导水,方得天府之利。都江堰以“无坝引水”的智慧化解水患,为成都平原提供充足灌溉水源,造就了《华阳国志》记载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③”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宝瓶口
镌刻于都江堰二王庙石壁的“深淘滩,低作堰”治水六字诀,与“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两道八字箴言,共同成为历代治水重要准则④。当代都江堰水利工程在传承因地制宜治水之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科技实现升级优化,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接入百余个视频监控与安全监测设备,构建全域感知、实时预警的智慧防控体系,并根据水量实现闸门开合的自动化控制、精准化调度。在2024年鱼嘴近十年最大洪峰过境等极端情况中,实现了洪水的科学调度与安全应对。此外,方志中记载的扇形灌溉网络布局,为当代都江堰灌区拓展提供了历史依据。目前,都江堰灌区已形成地跨岷江、沱江、涪江3个流域,覆盖四川8市41个县(市、区),灌溉面积达1165万亩的特大型水利工程体系。
《华阳国志·蜀志》卷三,四部丛刊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钱书宝写本
顺势而为:
方志记载中的灾害应对与当代流域治理体系
四川历代方志系统记录岷江流域洪旱灾害及都江堰顺势而为治水经验,其系统性的防御、岁修、协同抗灾的做法,为当代流域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岷江流域历史上洪旱灾害频发。《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曰杜宇……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⑤。”唐朝岑参的诗句“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更是描述了建堰前岷江洪水肆虐以及古蜀先民饱受水患之苦的场景。清《重修成都县志》亦载“蜀地江涨,民数罹其害,冰作堰导水,民得安业⑥”。此外,历代方志还如实记载了都江堰建成后应对岷江水患的经验。一是持续完善工程防御体系,历代通过专门设置堰官,加固鱼嘴、修复飞沙堰、疏浚河道等措施,强化都江堰的防洪能力。《水经注・江水》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蜀中广记》载“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号曰水则⑦”,《宋史・河渠志》载“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二是严格执行“岁修”制度。《宋史・河渠志》载“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濬治,谓之‘穿淘’”,清嘉庆《四川通志》亦载,冬春季节岷江水位下降时,组织民众淘除沙石、加固堤堰,确保工程在汛期发挥实效。三是建立跨区域协同抗灾机制,通过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的水资源调度,形成全域防灾减灾合力。《宋史·河渠志》载“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光绪灌县乡土志》载“及丙戍夏,山水泛溢,决坏诸堰,冲没沿河诸邑城郭田舍。巡抚能公泰复筑人字、三泊洞、太平各隄,水患始息⑧”。
都江堰离堆
当代都江堰水利应急管理体系在传承方志所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在持续完善工程防御体系方面,通过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等,将岷江上游百年一遇洪水经水库调蓄后按十年一遇流量下泄,同时依托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渠首工程体系科学分流排沙,配套灌区骨干渠系防渗整治、智能闸坝改造及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同步建成智慧水文监测、渠系智能调控与应急联动处置体系,全面提升防洪减灾、供水保障能力,使都江堰灌区供水保证率由30%提高到80%。在传承岁修制度方面,遵循“岁暮水落、春初濬治”规制,当代仍以冬春枯水期为核心时段开展系统“岁修”。此外,将传统的以清淤、固堤为主的“岁修”,拓展到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维护等方面,并依托实时监测,建立常态化工程养护体系,实现枯水期精准施工、汛期科学防控、全年供水保障有机统一。在跨区域协同抗灾方面,构建全链条应急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洪峰、枯水等极端情况的实时监测,提前模拟水流路径与工程响应。在2025年成都市中心城区极端暴雨情况下,这套应急体系实现了水资源的精准调度,有效避免了内涝灾害。同时,传承协同抗灾理念,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统筹灌区8市41县的水利资源,形成全域防灾减灾格局,为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的水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川通志》(清·雍正)中的都江堰溉图,四库全书本
天人合一:
方志记载中的人水和谐生态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四川历代方志系统记载李冰治水坚持“乘势利导、因时制宜”,这一治水准则蕴含着深刻的“人水和谐”生态理念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契合。
《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⑨”。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李冰治水“不恃强筑坝,唯因势导水,与自然共生”⑩,强调“顺水性而治水,非逆水而筑堰”。1974年出土的李冰石像,其衣襟刻字“……珍水万世焉”。可见,李冰治水是为“珍水”而非“镇水”,进而采取无坝自流设计建造都江堰,在不破坏自然地貌的同时又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既体现了“顺应自然、珍水爱水”“人水和谐”的生态理念,又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
当代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始终传承“人水和谐”的生态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于工程优化、水资源调度全过程。通过实施灌区生态修复工程,加固堤岸、恢复河道生态廊道,提升流域生态承载力;严格控制取水总量,保障生态流量,维护岷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如今的都江堰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此外,依托历史智慧,四川在岷江流域治理中推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了水利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全国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四川经验。
《重修成都县志》(清)李玉宣著,清同治十二年本
治水利民:
方志记载中的为民价值导向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四川历代方志将都江堰造福万民、泽被千秋的重要功绩固化为信史,为当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跨越时空的鲜活蓝本与精神镜鉴。
《水经注》记载:“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⑪”客观记述了都江堰开江引水、普惠农田的民生实效,彰显出古代治水兴蜀、以利安民的执政取向。《宋史・河渠志》以“都江堰,利济蜀川,历世不废”凝练其跨越千年惠民不止的持久价值,印证民生工程唯有立足长远、代代守护,方能持续造福百姓。清嘉庆《四川通志》赞其“堰成而蜀大治,水旱由人,民无饥岁,功垂千古”,深刻揭示都江堰既是水利工程,更是德政工程,其核心要义在于顺应民生需求、解除水旱忧患、保障百姓生计。
四川历代方志对都江堰的记载,始终贯穿着以民为本、治水利民的价值主线,既留存着古代治理者心系苍生、实干兴邦的历史印记,也为新时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滋养与鲜活的实践镜鉴,启示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施政之要,传承弘扬都江堰乘势利导、泽被千秋的治理智慧,用心用情办好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断夯实治蜀兴川的民生根基,切实把为民初心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实际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称誉都江堰是“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自信培育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李冰治水智慧的深层内核,探寻历代管护都江堰的创新技术和先进做法,领会“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核心思想,解码“三字经”“六字诀”“八字格言”等治水准则的深层逻辑,感悟“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这不仅是对历史智慧的回溯与传承,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要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中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优化水资源统筹调配的部署,以及实施“引大济岷”等重大工程、推进四川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与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都江堰的治理智慧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思想养分与实践镜鉴。
第一轮《四川省志·都江堰志》中有关都江堰治水经验“六字诀”“八字格言”石刻的图片
注释:
①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水利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94页。
②《华阳国志·蜀志》卷三,西晋 常璩撰,四部丛刊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钱书宝写本,第69页。
③《华阳国志·蜀志》卷三,西晋 常璩撰,四部丛刊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钱书宝写本,第70页。
④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都江堰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⑤《华阳国志·蜀志》卷三,西晋 常璩撰,四部丛刊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钱书宝写本,第62页。
⑥《重修成都县志》(清)李玉宣著、(清)衷兴鉴著,同治十二年本,第39页。
⑦《蜀中广记》明曹学佺撰四库全书本,第282页。
⑧《光绪灌县乡土志》灌县乡土志“政绩录”,(清)钟文虎 修、(清)徐昱等纂,刻本,第4—5页。
⑨《史记·河渠书》卷二十九,(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解集,第1283页。
⑩嘉庆《四川通志》(清)常明修·(清)杨芳灿 纂·(清)谭光祜纂刻本,第3558页。
⑪《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武英殿聚珍版本,第1731页。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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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执笔:谢林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志工作处)
供图:邓肖亭(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情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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