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层制与劳动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实习生往往被视为一个边缘性的过渡群体。而从权力微观运作的角度看，正是实习生所处的“边缘”与“临时”的状态，使其成为了观测权力如何以最赤裸、最精微的方式渗透并塑造个体的完美田野。
实习生处于从“校园”向“社会”跨越的阈限——一种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他们不占有任何职场资源，却急需在简历上增添一行履历，以兑换未来的入场券。这种极度不对等的利益结构，加上正式劳动契约保护的缺失，使得权力运作不再局限于宏大的制度文本，而演变为一种弥漫性的微观政治：它隐藏在一声恭敬的“老师”称谓、一次小心翼翼的请示、一句被刻意压下的疑问里。在这种模糊与恐惧中，实习生被迫开启了时刻“猜心”的自我审查，甚至主动完成了自我规训。
从实习生到带教的身份转换，让我意外地获得了这一田野的双重视角。如今，我能从看似日常的带教经历中，清晰地辨识出那些曾施于我身、如今又可能经我之手施于他人的规训技术，并对此进行反思和改变。本文试图记录下作为“带教”的我在系统要求与个人良知之间的挣扎，也希望揭示：在那个常被忽视的职场金字塔底端，微观权力如何运作；而个体哪怕身处结构之中，又如何能通过有意识的、细微的“不服从”，去撬动看似坚不可摧的统治逻辑。
身体规训与空间排斥：实习生的肉身记忆
做实习生的记忆，首先是身体性的。那是一种并不遥远的、刻在肌肉里的紧绷感。
大三那年，我去一家大公司做“小黑工”实习生。那里的正式实习生名额只向研究生开放，所以本科生只能以这种灰色的身份存在：没有工资、没有独立工位，甚至没有门禁卡。支撑我每天“倒贴上班”的唯一动力，仅仅是为了在简历上增添一行光鲜的Title，以继续兑换下一段实习的敲门砖。正是这种正式契约与合法身份的剥夺，让权力运作下沉为一种弥漫在日常言谈举止中的微观政治。
每天早上的入场仪式，都是一场关于身份的羞辱。因为缺乏系统的正式背书，带教的许可成了我在此地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我站在闸机外，拘谨地把身份证递给前台，熟练地背诵那套卑微的台词：“您好，我是25楼某某部的实习生，您可以给我的带教老师某某打电话确认一下吗？”荒谬的是，明明是公司用制度剥夺了我的正当身份，我却将这种不被接纳的结构性恶意，内化为“给别人添麻烦”的个人负罪感。我看着前台拨通电话，心里充满焦虑：带教会不会觉得烦？会不会在忙？直到前台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张访客卡，我才如获大赦般地刷卡上楼。
因为知道自己的肉身在此地并不“合法”，我自觉背负起了更多的情感劳动，试图用超额的乖巧来“赎买”自己在这个空间里的存在权。每次在微信上交付工作，我都字斟句酌，为一个波浪号的去留纠结许久，试图在“不浪费带教时间”和“保持足够卑微”之间找到那个精确的平衡点，以反复向掌权者证明：我这个灰色的“小黑工”，是温顺、有价值且绝对无害的。
最难熬的是下班时刻。虽然面试时带教曾许诺“实习生六点就可以走”，但在崇尚狼性的行业底色下，将这种许诺当真往往会被视为“缺乏眼力见”。天色已晚，带教还在工位上加班，周围和我一样的“小黑工”们也纹丝不动，我坐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走吗？如果过会儿带教给我布置别的工作，而我又没有及时应答，会不会被记小本本？不走吗？可我真的想早点回去休息，而且从公司回学校还要足足一个半小时。我仿佛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被迫开展严苛的自我审查。这种纠结会在脑海里厮杀几十个回合，最后我往往要演练好几遍措辞，才敢战战兢兢地走到带教的工位旁，用一种近乎谢罪的语气说：“老师，那我先走了？”
至于提前提离职，那更是一场灾难。明明只是结束一段没有报酬的劳务关系，我却觉得自己像个背叛者。斟酌良久，发完请求提前结束实习的消息后，我迅速把手机扣在桌面上，心跳如雷，仿佛屏幕里会伸出一只手来指责我不懂珍惜大公司的实习机会，不懂感恩。至此，微观权力在我身上取得了一场诡异的胜利：不仅完成了对我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还侵入了我的道德天平，让我在试图逃离剥削时，还替剥削者感到愧疚。
系统性脆弱与情感劳动：我不享受这种建立在恐惧上的尊重
几年后，我成了那个坐在独立工位里，被实习生叫“老师”的人。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而感到扬眉吐气。每次看着实习生们在微信上发来的仔细斟酌过语气的文字，以及为了示好而发的大量从不重复、元气满满的表情包，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一秒钟所谓的“尊重”。
我清楚地知道，那不是尊重，那是惶恐。我亲眼看到了一种恐惧的代际传递。那些精心揣摩的文字和积极可爱的表情包，正如当年我反复斟酌的波浪号一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抵御恐惧而被迫执行的情感劳动。实习生们觉得自己需要通过提供过量的情绪价值，来对冲缺乏正式契约保障的系统性脆弱所带来的不安。而我仅仅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幸成为了系统之恶的肉身载体。
曾读到一位博主的感慨：初当领导的她给新下属发了面谈邀请后，在周末收到了对方回的一封干劲十足的邮件。那一刻她感到的不是欣慰，而是痛苦——看到另一个具体的人，在权力关系下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超额付出情感劳动，让她对自己身处的位置感到恶心。“怎么会有人喜欢当领导？怎么会有人喜欢自己身边围着一些权力不对等的下位者？”
我深有同感。理智上，我知道科层制是庞大系统运转的必然，也知道随着年岁增长，我终将在这个坐标系里向上移动。但情感上，我始终无法与这种“正常”和解。我厌恶如今的我必须直面下位者因我而生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我太清楚这种无奈和痛苦的滋味。
这种厌恶让我变成了一个极其敏锐的观察者：我下意识地在每一个新的实习生面孔中寻找当年那个自卑、紧绷的自己，甚至带着过剩的慈悲去审视他们。但这种刻意的寻找和审视，却带来了意外的发现——我发现，对权力的极度敏感与恐惧，并不是一种普世的本能。同样是坐在边缘的工位，有些实习生却展现出一种令人艳羡的松弛感。每天五点，他们会极其自然地走到我的工位旁，轻松地打个招呼然后离去；交付工作时，他们从不用表情包和波浪号来软化语气；他们还会去做我当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在离职前主动约我吃饭，大大方方地请教职业发展上的建议，举手投足间仿佛我们是同辈。
每当看到这些实习生的游刃有余，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些家境优渥、在成长过程中早就习惯了与拥有社会资源的“叔叔阿姨”们打交道的年轻人，自带一种与上位者平视，甚至“自来熟”的底气。对他们而言，职场不过是另一个可以自如游走的社交场。“内耗”一词与他们无缘。
而反观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从小镇或普通工薪家庭考入名校的实习生，职场对他们来说则是一座等级森严、充满雷区的丛林。除了自己干瘪的努力和过量的劳动，他们身后没有任何试错的资本。
认清了这种隐秘的阶层烙印后，我感到了一种更深层的悲哀。这催生了我的一场悄无声息的“微观反抗”——既反抗这个系统对实习生劳动力的结构性剥削，也反抗那种让下位者陷入内耗和自我怀疑的微观权力运作方式。既然我必须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至少，我要让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年轻人，无论出身何种家庭，都不再重复我当年的噩梦。
去模糊性治理：你不用内耗地揣摩我的心思
我的反抗，是从摒弃职场中常见的“模糊性统治”开始的。
很多上位者习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确立权威——我不说我的规矩，保留对规则的最终解释权，等你触雷了再进行规训。这种模糊性是恐惧的温床，因为它迫使下位者时刻处于一种“猜心”的内耗中。
曾经，我也是在屏幕这头反复揣测带教心思的人。可当我坐进独立工位、成为实习生导师的那一刻，却早已忘了这种“猜心”会如何消耗一个人的能量。直到那个傍晚六点——我正沉浸于工作，突然收到新入职的实习生发来的消息：“老师，没别的事的话我可以先走吗？[愉快]”
我这才猛然意识到，现在早已过了公司规定的实习生下班时间。这意味着，她已在工位上枯坐许久，或许数次想要开口，却不知如何提起。
她到点不敢走，是因为我还没走。她害怕她的准时离开会被我解读为懈怠，导致我在之后的日子里对她冷脸相待。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我心怀愧疚，迅速回复：“没事了，你快点回去吧。”同时心里浮出一个声音：我必须打破这种猜心的恐惧循环。我与实习生之间，需要一种更透明、更确定的约定。
于是之后，在我的每个实习生入职的第一天，我都会跟她开个会，明确订立实习生的行为规则：工作时间内收到消息最晚多久要回复？什么时间点之后就可以下班，并完全不用回我消息？如果收到我派的活时有疑问，要不要直接问？……诸如此类。
说完这些规则后，我会看着她的眼睛问一句：“你可以接受吗？”
通常实习生都会条件反射般地点头说好，好像这只是一道包装为问题的命令。我也深知，在结构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里，下位者的同意往往不代表他们的自由意志。
但我依然要坚持完成这个提问的仪式。哪怕它只具有象征意义，我也希望借此传递一个信号：在这里，你的边界是被承认的，你的主体性是具有合法性的。长久以来的规训式教育曾让我面对带教时只懂得顺从和无底线的退让，如今我成为那个居高临下，随时可以肆意压缩他人边界的掌权者，我希望能用这微不足道的契约仪式，去唤醒那些被系统刻意蒙蔽的主体性，哪怕只是片刻。
信息壁垒与反向赋权：你不是一颗盲目的螺丝钉
除了确立契约，我还试图打破大公司惯用的信息封锁。
这也源自我几年前的实习经历。当时带教曾屡屡给我发来一堆文字极其细密的影印版表格，要求我把上面的文字“人工OCR”后准确无误地填入Excel。在又一次被布置这样的“Dirty Work”（直译为“脏活”，即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琐碎工作）后，我曾鼓起勇气问带教：“老师，想请教下我们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得到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四个字：“业务需要。”
这四个字像一堵墙，瞬间把我挡在了意义之外。庞大的科层体系确实倾向于让实习生处于这种“信息真空”中——只让你做切片式的工作，不让你知道前因后果。这样既能最大程度保障系统的安全，又能最高效地压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毕竟工具人不需要思考。
正因体验过这种被隔离的痛苦，我不想再让我的实习生重蹈覆辙。现在每次和新入职的实习生面谈时，我都会展示我精心制作的业务全流程图，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介绍：这个项目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上下游的博弈关系是怎样的。最重要的是，我会指着流程图上那个微小的节点告诉她：你现在做的这份琐碎工作，处于这个庞大机器的哪个关节，它支撑着什么，又决定了什么。
我希望通过这种“过度”的解释，完成一次微小的“反向赋权”：把被系统剥夺的知情权还给他们，让他们从一颗盲目的螺丝钉，重新变回一个能看见全貌的观察者。如此一来，当他们在下一场面试中被问到自己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时，他们至少有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种赋权本身就是一场祛魅。通过我的介绍，他们或许能走出象牙塔的理想模型，认识到大厂那宏大的商业叙事背后，其实充满了权责的推诿、资源的互博，以及无数次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而达成的灰度妥协。我希望他们意识到，系统并非完美无缺的庞然大物，如果他们身处其中觉得无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个系统本身的结构性错乱，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够优秀。
为了进一步打破这种信息垄断，每当空闲时，我还会主动给实习生发消息：“最近事情不多，你可以想想有什么关于手头工作或者部门业务的问题，我抽空解答，或许对你了解行业有帮助。”因为怕他们不敢问，我甚至会把以前实习生问过的问题整理起来发给他们做参考，并尤其注意包括那些大家通常觉得太基础而不敢开口问的问题。
之所以要这样“过度”主动，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下位者是失去了“先开口”的权利的。沉默通常不代表没问题，而代表恐惧。如果要打破这种恐惧的代际传递，我必须主动筑起台阶，甚至要走下来迎接。
我不确定这些解答能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多大的助力，但我知道，如果当年的我能遇到这样一双手，那个在大公司会议室瑟瑟发抖的年轻人，或许会少一些无助的夜晚。我是在帮他们，也是在跨越时空，安慰那个曾经孤立无援的自己。
希望劳动与感恩叙事：你不必通过自我剥削来赎买机会
这种对权力的警惕，最终落地到了对“实习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付出”的重新审视上。
做实习生时，我曾无数次无偿加班到深夜，全力以赴地把每份交付物都打磨到满分。那时的我，总觉得自己能进这里是运气好，所以轻易就被感恩叙事裹挟——似乎因为这家公司的大名能让我的简历增色，我就理应知恩图报，视自我剥削为理所应当的赎金。
但现在的我终于看清，这种“感恩”其实是一场系统性的勒索：大公司们联手推高正式职位的准入门槛，强制将“拥有三段以上垂直的名企实习经历”变成标配，再把实习机会当作恩赐抛出来。实习生们被迫进行的以感恩为名的自我剥削，不是为了如雇主们美言的那样“换取经验”，而是为了兑换那些过度溢价的正职入场券。
这在劳动社会学中被称为对“希望劳动”的无情收割。资本通过给予稀缺的未来承诺，巧妙地为自己免去了当下的义务——例如向实习生提供体面的劳动环境和报酬。
正因我无数次投入过这种残酷的希望劳动，所以当我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面孔，我无法再心安理得地将这套逻辑强加于人。我无法改变系统的勒索，但我至少可以在我与实习生的交往中，拒绝这种感恩叙事的剥削，回归到一种最朴素的等价交换原则。
每次审视实习生们那低得可怜的时薪，我总是提醒自己：这份薪酬仅仅购买了他们有限的、基础的劳动时间，绝不包含他们的额外投入，更不包含对他们生存空间的无限挤占。在如此悬殊的投入回报比面前，强行要求“奉献”或“回报”，本质上是一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道德诈骗。
布置任务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不敢拒绝，所以我总是用商量的口吻问：“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紧？如果你觉得忙不过来，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往后推。”我必须把这些话说在前面，因为我知道，一旦我闭嘴，空气里剩下的就只有权力的回声。
同理，当我面对实习生犯下的错误，或者看着他们交付的那堆根本无法使用的文档时，我从不允许自己迁怒。理智告诉我，以他们所获得的回报，我没有资格要求完美的交付。于是，我选择自己加班重写，然后将修改记录和原因整理好，一次性发给他们，附上一句平静的提醒。我想借此温和地向他们传递一个被看似严酷的职场权力结构隐瞒的真相：这个世界的容错率比你们想象的更大。所谓的“带教”，不仅仅是派活的人，更应该是那个站在你身后，替你挡住系统风暴、为你兜底的人。
最后，我也放下了对“忠诚”的执念。正如前文所述，当年我提前离职时经历了严重的道德焦虑，后来查阅相关法律我才明白：与正式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同，劳务关系的提前解除并不要求实习生提早一个月通知，只要提早几天、预留一个简单的缓冲期就好。
因此现在，我接受实习生的随时离职，甚至是入职仅半个月就提离职，即使这意味着我只付出了培训的成本而没有获得收益。毕竟，法律规定用最理性的逻辑告诉我，既然系统从未给予他们正式成员的保障，我自然也不该用正式成员的忠诚标准去绑架他们。这是公司在决定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运营成本时，早已预设好的代价。权责对等，历来如此。
共谋与赎罪：有时我依然得当系统的帮凶
但我必须诚实地承认，这场反抗并不总是那么光鲜亮丽。更多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作为共谋者的无力和羞耻。
这种羞耻感在每月审批工资时达到顶峰。当我坐在只有正式员工才能刷卡进入的30楼观景食堂吃午餐，再看着系统里实习生们那个少得可怜的工资数字，点击“同意”的那一瞬间，我总觉得自己在作恶。
我甚至紧张地问过AI：“我该不该为此感到不安？”AI冷静地回答我，这是公司定的数字，是系统的问题，处于剥削链条上的我也是受害者。
这并没能安慰到我。特别是每当实习生离职前，拿出自己微薄的薪水给我买小礼物，感谢我是个“非常Nice的Mentor”的时候，这种愧疚感简直要将我吞没。我只能在备忘录记下下次过节要给实习生发个红包，并为自己无法坦然接受这份处于权力优势下的感谢而感到遗憾。
如果说发放低廉工资这种系统之恶，还能让我躲在公司制度的挡箭牌后假装无奈，那么当我必须要把那些损耗人的机械劳动派给他们时，那种亲手作恶的触感，才真正让我避无可避。
即使我再怎么想保护实习生，依然会有那种必须要做的脏活累活——比如纯粹照着流程和模板扒拉数据。这类活儿明明可以开发个程序来做，但在公司的成本核算里，实习生的人力成本比开发成本更低。
每当这时候，我都不得不咬牙把这些活派下去。我和对面的实习生心里其实都清楚，这就是所谓的“Dirty Work”，但我竟然不敢诚实地对她说：“这个活确实毫无营养，但我不得不做，又需要节省自己的时间去完成KPI，只能交给你帮忙。”我害怕这句话会解构我作为“老师”的体面，暴露我们工作的无意义感。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我唯一能做的补偿，就是极其详尽地向她介绍清楚这堆枯燥数据背后的业务逻辑，试图帮她在那堆垃圾时间里，提炼出一点点微薄的意义——但我也知道，这种补偿对于她付出的精力、时间以及领到的微薄工资来说，远远不够。
这种时刻让我意识到，作为曾经的实习生、如今的带教者，我被困在一种尴尬的夹缝里：过去受过的苦让我不忍肆意剥削，但身为资本的代理人，我又不得不为了KPI去履行资本的逻辑。于是，我只能一边参与系统性的压榨，一边用微薄的善意自我赎罪。
我甚至必须更残酷地审视我的这份善意。我现在之所以还能有多余的心力去照顾他们的情绪、为他们讲解业务的全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作节奏尚可，系统还没有把我压榨到极限。但我时常会设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存空间也被挤压到只剩一条缝隙，我还能否维持住这份温柔？还是会因为自顾不暇而变得面目狰狞，把压力本能地向更弱者倾泻？我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这种“不敢”提醒着我：我给自己标榜的温情和善良，在极端的生存压力面前，可能比我想象得更脆弱。那个伤害过我的带教，或许也曾是一个心怀善意的年轻人，只是被系统榨干了最后一滴同理心的冗余。这才是系统最邪恶的地方——它不亲自作恶，它只是通过制造极度的稀缺，逼迫我们在自保与倾轧中成为彼此的地狱。
拒绝异化：“无用之事”作为一种微观反抗
为了弥补这种无力感，我试图在日常带教之外做一些份外的事。
招聘阶段，我会给每一个没入选的同学发拒信。当年我海投实习时，绝大多数的申请都石沉大海。所以现在，我想给每一个投递者一个确定的句号。
面试时，如果遇到那种说话有点笨拙、不够圆滑的学生，我会引导他们慢慢表达。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那个在大公司前台神经紧绷的自己。
每次实习生离职之前，我还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改简历。我会结合我自己更全面的业务视野，帮他们推敲该如何描述这段实习经历，才能让他们在下一场求职筛选中看起来更“有价值”。
每次向实习生们表达这些善意，我都感觉自己跨越时空，拥抱了当年那个神经紧绷、孤立无援的自己。同时，通过释放这些善意，我得以反复向自己确认：我还没有被彻底异化，还没有长成那个我曾经最厌恶的、习惯性向下位者倾泻暴力的职场怪物。
更重要的是，这些发拒信、改简历、甚至不让他们加班的动作，在一个将人极度工具化、只讲求ROI的系统里，显然都是“低效”且“无用”的。按照资本的逻辑，我本该节省一切用在KPI之外的时间精力，并把实习生们的剩余价值榨取到最后一刻。但我偏要去做这些对KPI毫无帮助的“无用之事”——这是我对这套科层机器、对我的“上位者”身份、对我身处的权力结构，最诚实的微观反抗。
人们常说，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但我想，这并非不可打破的诅咒。只要还有人在拥有权力时记得当年的痛，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微观处做出一次偏离工具理性的温情选择，这个古老的诅咒，就终有失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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