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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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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家庭变迁及其观念和结构背景
过去的30年间韩国经历了人口转变，包括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自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早期，女性初婚率从0.8-0.9下降至0.6，总和生育率从1.7降至2005年的1.1。在经过短暂的部分恢复后，自2012年韩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有所上升，在2021-2022年新冠病毒流行期间达到了新低。这些趋势部分源于婚姻和家庭转型，部分源于队列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1990年以来，韩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上升了5岁，2022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超过30岁，男性超过33岁。相应地，在生育高峰期仍单身的人口占比显著上升。
教育扩张和第二次人口转变
教育扩张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结婚率：第一，个体完成教育时的年龄的上升推迟了结婚；第二，韩国人痴迷于教育成就，认为教育是重要的家事；教育竞争被诟病为引起持续降低的结婚率和极端低生育率的主因。最后，韩国的教育扩张和经济变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家庭行为的转变，即第二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表现为家庭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包括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结婚率降低、婚育推迟、传统家庭制度弱化，最终导致离婚、同居和非婚生育的盛行。韩国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的部分变化：生育和结婚率急剧下降，家庭组建多发生在育龄后期，生命周期内较长时间处于无孩状态较为普遍，同居和非婚生育现象仍较少见。有关东亚地区家庭观念与行为转变的研究表明，婚育观念在日本和韩国愈加矛盾，许多人仍认可传统的婚育观念与行为，将婚姻视为生育的重要条件。韩国因对非婚同居和婚后不生育子女的较低的接受度而闻名。婚姻观念的转变被看作是个人选择，但婚育制度仍取决于儒家制度，尤其对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在韩国，第二次人口转变首先在学生和高学历群体中出现，后续逐步向一般人群蔓延。目前的研究表明，教育和价值观与性别角色、婚姻和家庭密切相关，特别是传统观念比较弱的高学历女性中更为明显。
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婚姻家庭模式的变化
研究表明，家庭决策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个体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等。在发达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家庭行为变化的关键因素。男性和女性的结婚机会成本和亲代角色明显不同，单身男女的择偶、结婚和建立家庭取决于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期望和个人的风险承担水平。1997年经济危机后，韩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不稳定的就业开始在社会上蔓延。生活成本，如房价、子女教育支出飙升，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男性的就业状况对建立家庭的决定性作用比以往更强。然而，男性养家的制度仍然盛行，1950年代出生队列中女性就业和结婚负相关关系已在年轻人群中发生反转，19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迅速上升，收入增加，相应也带来了高昂的生育机会成本。
性别不平等
在韩国社会，性别规范和期望与传统家庭价值与传统家庭观念相背离，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婚育观念。在东亚，不婚和低的生育率的兴起部分地与教育、就业等制度差距的扩大相关，个人倾向允许女性获得成功，且与男性和家庭进行竞争。在韩国，个体的变化与以家庭为导向的制度发展不同步，青年女性在大学入学率和学业成就方面超过了男性，她们的劳动参与率虽然有所增加，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较低。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在韩国，女性想要找到一份与她们的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仍具有很大挑战。推迟或放弃结婚已成为韩国成年人的共同策略，特别是女性，以避免陷入“婚姻套餐”所蕴含的传统性别规范陷阱。
年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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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方法
数据
本文研究基于韩国的两大具代表性的调查：全国生育、家庭健康和福利调查（NFFHK）和全国婚育动态调查（NSMFD）。样本选自1991、2015和2018年的NFFHK数据和2005年、2009年的NSMFD数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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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结婚意愿的发展趋势
自1991年以来，韩国年轻人中无结婚意愿的年轻人比例持续上升，且在2015至2018年间的变化最大。1991年至2015年，年轻人中男性和女性无结婚意愿的比例分别从2%和4%上升到5%和9%。随后，在2018年二者比例分别跃升至15%和24%。同时，在2015年至2018年不确定结婚意愿的年轻人比例迅速上升。1991年至2015年，女性和男性有结婚意愿者的比例分别下降至49%和6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女性和男性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至2018年，相比有结婚意愿者，女性和男性无结婚意愿的概率未发生明显改变。与有结婚意愿者相比，不确定是否结婚者的概率在1991年和2005年降低，2018年有所上升。在韩国，相比男性，女性对婚育一直持怀疑态度。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性因素并未导致性别差异：在控制受教育程度、就业和交友因素的条件下，除2009年外其余年份均如此。结婚意愿并未随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的变化而发生明显改变，仅在2018年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的结婚意愿有所不同。相比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女性，2018年13%的在校女性更可能有结婚意愿。在控制学历和交友状况的情况下，考虑就业状况的影响发现，不同年份被访者结婚意愿的差异消失。对于男性而言，相比在校青年，2009年和2018年未就业且未寻找工作的被访者，在业的男性不确定有结婚意愿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对于女性而言，就业状况会对其的结婚意愿带来负面影响。1991年和2018年未就业且未找寻工作的女性中，这种负面影响在在业女性中更高。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有伴侣的男性和女性有结婚意愿的可能性更高。至2009年绝大多数有伴侣和无伴侣的被访者有结婚意愿，2009年和2018年间这种差距在女性和男性中分别约为40%和30%，在无约会对象的被访者中相应比例大幅降低，尤其在无约会对象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下降得更快。2018年在有伴侣的人中，分别有约74%的女性和83%的男性有结婚意愿；而在无伴侣的被访者中，有结婚意愿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分别约为36%和54%；2018年约三分之一的无伴侣的女性不确定是否想结婚。多变量分析验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往关系状况和结婚意愿并不受人口结构性变化的影响。2018年调查显示，无伴侣的女性和男性中分别约30%和21%无结婚意愿。考虑到结婚意愿的不确定性，在所有调查年份，在统计上有伴侣对男性和女性均具有显著作用。
一直未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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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文证实了自1991年至2018年韩国青年人婚姻观念的不同步，2015年至2018年不确定和没有结婚意愿的青年人比例上升，特别是年轻女性。结婚更多地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人生中的一个目标：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和七分之一的年轻男性未来没有结婚的打算，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没有明确的结婚或不结婚的想法。另外，理想的结婚年龄持续上升，预示着未来存在晚婚趋势。
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体结婚意愿的差异非常小。教育扩张和与之相关的青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导致结婚意愿变化的直接原因。高学历人群会因为其他结构性变化而改变结婚意愿，如女性因劳动参与率提高而推迟结婚；文化变迁，如女性的职业抱负与持续存在的传统性别规范以及与母亲身份相关的期望之间日益扩大的不一致。职业也显示其与婚姻意愿之间弱相关。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本文认为婚姻意愿具有性别差异。2018年的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的不婚意愿更高，不婚的原因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认为不婚更多地与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相关，而女性更强调自我发展和个人偏好。这种模式与家庭生活、家庭核心、子女照顾、男性养家等社会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2018年的调查发现，除性别外，有无伴侣的差异也是影响婚姻意愿的关键性因素。2018年以前，有伴侣和无伴侣的未婚人群的结婚意愿相差很小，相对于有伴侣的个体，无伴侣的男性和女性通常不确定他们未来是否结婚，且差异很小。在2018年，有伴侣和无伴侣群体间的结婚意愿差异差距扩大。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时间约会、缺乏资源和机会遇到潜在的结婚对象。一些年轻人因为没有结婚意愿或没能碰到想结婚的人而不去约会。严酷的就业市场使得年轻人更多地投入到额外的学习之中，以拿到各种证书或提高语言水平，这也使得他们缺乏约会的动力。也有一些被访者指出没有结婚是因为没有碰到对的人。与恋爱关系相关的成本、感知到的经济不安全感、竞争压力以及在线娱乐的可得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轻人进行面对面实际交流的意愿，这些也影响了青年人建立恋爱关系。总之，本研究拓展了对韩国及东亚地区年轻人婚姻及家庭相关态度和计划变化的研究。未婚的青年群体中不确定或没有结婚意愿者的比例上升。本文分析基于不定期进行的调查数据，并未涵盖所有相关问题和变量。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揭示了过去三十年韩国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和生育率大幅下降时期的婚姻变化。研究结果也表明，韩国社会中未婚的社会耻辱感已减弱。同时，研究也发现韩国民众的婚姻与生育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同居和非婚生育的负面看法减弱，愿意结婚的韩国人数量下降，男女在结婚意愿和家庭态度上的差距日益扩大，未来结婚率还将持续下降，未来将有更多的处于育龄期的男性和女性未婚或没有伴侣，晚婚和不婚也将带来更多无孩、一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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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Lee, M.; Brzozowska, Z.; Sobotka, T. Declining appeal of marriage? Trends in marital intentions in South Korea, 1991–2018.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25; 21 (3): 299-321.
作者：伍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轮值主编：伍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主编：宋健
执行主编：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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