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旗邱 程骋
作者供职于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未来供暖格局将锚定电气化转型。
2025—2026年的冬天，中国北方农村地区的供暖问题再次引发了广泛讨论。随着地方财政承压，一些地区早期用于支持“煤改气”的取暖补贴难以延续，部分农户的供暖支出明显上升。
在舆论场中，这一现实被迅速框定为一场“环保与民生的冲突”。一边是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目标，另一边是农民承受不起的取暖成本。
甚至有声音认为，与其进退两难，不如重新允许农村燃煤取暖。这种叙事方式掩盖了问题的真正根源。北方农村的取暖困境，并不是因为清洁取暖理念本身过于激进，而是一个建立在不稳定能源价格和长期财政补贴之上的供暖模式。
与其说这是关于环保政策的争议，我不如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农村取暖的困境给我们提出了关于能源价格信号、财政能力和政策激励失灵的警示，以及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北方地区供暖在未来的可选路径。
01
补贴是否可持续VS环保是否值得
煤改气推出之初，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以天然气替代农村散煤燃烧，多地在随后几个采暖季中观察到冬季PM2.5的浓度明显下降。相关研究显示，清洁取暖替代散煤对区域空气环境改善贡献率达30%以上。
这一政策选择在当时不难理解：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成熟，技术路径清晰，且在行政推动下可以迅速落地。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隐含着较高的长期成本。其核心在于价格风险与财政补贴被同时叠加在同一路径上。
中国的天然气资源禀赋相对不足，对外依存度接近40%。其价格不仅受国内供需季节性影响，而且高度暴露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分散供暖的场景下，即便上游存在阶段性低价气源，价格红利也难以有效传导至终端用户。
由于气源结构复杂、配气环节多、规模效应不足，农村的用气成本往往被层层放大，使终端价格对波动更加敏感。对于多数农村家庭而言，取暖支出已接近可负担上限，任何显著的价格上行都会迅速转化为“挨冻”的现实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煤改气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持续补贴来维持运转，一旦气价上涨，财政兜底的压力便迅速失控。随着近年来地方的土地收入下降、支出刚性上升，地方政府愈发难以承担这种长期、刚性的能源补贴责任。
继续要求地方财政为一种价格波动明显、资源约束突出的能源模式兜底，实际上意味着把短期的环境和民生目标建立在不可持续的财政安排之上。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供暖模式难以长期运行。
在现实压力之下，公共舆论中两种主张显得格外突出。一是要求继续通过财政补贴维持天然气供暖，以减轻农民取暖负担；二是认为既然补贴空间有限，不如放松限制，允许农村重新使用燃煤取暖。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选择，实则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前供暖体系中的价格信号正在失效。
如果继续通过补贴维持天然气工作，能源价格就无法传递资源稀缺性和长期成本信息。短期内，这种做法确实可以缓解取暖压力，但同时会弱化对替代技术的投资激励，使资本和政策资源被锁定在一条本就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路径上。结果是供暖体系对补贴的依赖被进一步强化，而转向更具成本优势方案的空间被压缩。
而“回煤”看似摆脱了补贴的约束，实则只是将成本转移到了价格体系之外。燃煤取暖的污染和健康损害并未体现在当期取暖价格中，而是通过空气治理、医疗支出和未来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转化为公共财政和居民的隐性负担。
中国正在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未来PM2.5等关键指标的管控要求将持续趋严，散煤取暖所享有的“低监管成本”空间正在迅速收缩。
02
能源结构变化下的供暖路径选择
“十四五”以来，中国的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电力系统的清洁能源占比持续上升，大部分地区已不再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电力短缺”；另一方面，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也让价格信号在发电侧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将农村供暖锁定在天然气这一单一能源之上，显然与整体能源转型的方向并不匹配。事实上，已有部分农户开始尝试以电为主的供暖方式。
以电为核心，结合高效电采暖和热泵技术的供暖方式，正在展现出更符合长期经济逻辑的特征：其成本更多集中在前期投资，而非持续补贴；运行成本相对稳定，也更容易与电力系统的供需变化相协调。
更进一步来看，清洁取暖的转变不应只停留在农村地区。北方城镇的集中供暖地区，同样面临着供暖方式的结构性调整需求。
当前，城镇供暖普遍依赖热电联产的煤电机组，但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政策将在未来五年内推动煤电从基荷电源转向调节性电源，煤电发电量也将在碳达峰后持续下降。
如果把供暖安全建立在“煤电长时间连续运行”的逻辑之上，将越来越难以与电力系统转型的方向相容。
从部分北方省份冬季电力现货市场的运行情况可以看到，在煤电机组因供热需求被迫高负荷运行的背景下，风电等清洁能源被挤出系统，电力市场价格出现长时间低位甚至零电价。这种现象并非“电力不值钱”，而是供热机制锁定发电结构后，价格信号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结果。
零电价对任何一方都不是好消息。它既削弱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报预期，又无法为火电企业提供合理的容量和调节价值补偿。从长期看，这种价格扭曲将进一步削弱电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推动供暖方式电气化、逐步实现热电解耦，并不是给电力系统“增加负担”，而是为恢复价格信号和投资激励创造条件。
与煤改气相比，以电为核心、结合高效电采暖和热泵的供暖模式，更容易与电力系统的转型方向相协调。电力取暖的运行成本相对稳定，也不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
随着清洁能源占比提高、电力供给逐步宽裕，供暖电气化不仅有助于提升电力系统整体效率，而且有助于为清洁能源提供更稳定的需求侧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看，北方供暖问题并非环保与民生之间的简单权衡，而是一次关于如何提高能源效率、修复价格信号、降低健康与环境外部成本的综合考验。
这不仅要求供暖能源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调整，而且意味着需要同步推进建筑节能改造，通过降低单位面积供热需求，缓解取暖成本与能源系统的双重压力。
当供暖方式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资源稀缺性、运行效率和空气质量约束时，市场和政策才可能形成一致的激励方向。
在清洁能源加速发展、电力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推动供暖方式转型不只是应对当下取暖成本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降低长期社会成本、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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