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建军，晓梅今天出门穿的那件红衣裳，是不是你买的？”我闷了一口白酒，把粗糙的手掌在裤腿上用力搓了搓。
陈建军吐出一个烟圈，眼睛盯着地上的碎砖头说：“卫东，咱俩说好的，各凭本事。你别多想。”
我看着这个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明明是我先去了晓梅家帮工，明明她爹娘都拉着我的手点头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错，让她连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了？
那是1983年的夏天。村里的土路一到大晴天就往上冒灰。分田到户已经三年了，大家伙儿的肚皮都填饱了，心思也就活络了起来。
我叫陆卫东，那年二十二岁。我跟着镇上的老木匠学了三年手艺，刚出师。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就是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加上脾气闷，干活实在。村里人都说我是一个能过硬日子的好后生。
陈建军跟我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他跟我完全不一样。建军脑子转得快，胆子也大。村里人还在地里刨食的时候，他就敢挑着担子，把村里的鸡蛋、干蘑菇倒腾到县城去卖。他成天在外面跑，嘴巴能说会道，身上总是穿着城里人爱穿的喇叭裤。
沈晓梅是我们村的村花，也是村支书的女儿。她去年高中没考上，就回村里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村里的姑娘大都灰头土脸，就知道讨论谁家的猪长得壮。晓梅不一样，她爱干净，喜欢看书，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香皂味。
那天晚上，村里大队部门口的空地上放露天电影，放的是《庐山恋》。
天还没黑透，我就和建军搬着长条板凳去占位置。人太多了，挤得满头大汗。
“卫东，你把凳子往右边挪挪，那边是个风口，凉快！”建军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大声冲我喊。
我刚把板凳放好，一转头，就看见沈晓梅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长裤，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搭在胸前。她从人群里走过，旁边那些吵闹的泥腿子都不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手心开始往外冒汗。
建军也停下了磕瓜子的动作，用胳膊肘用力撞了我一下，小声说：“哎，卫东，你看晓梅今天真好看。”
“嗯，好看。”我憋了半天，只吐出这两个字。
电影开始放了。幕布上的男女主角在亲嘴，底下的村里人都在起哄。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往晓梅坐的那个方向瞟。我发现，建军也在看她。
电影散场后，村里的人陆陆续续回家了。我和建军一人扛着一条板凳，走到了村头那个巨大的麦秸垛旁边。
月亮很大，照得地上白花花的。
建军把板凳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上去，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飞马牌香烟点上。
“卫东，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建军吸了一口烟，看着我说，“我看上沈晓梅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板凳差点掉在地上。我把板凳放下，挨着他坐下，深吸了一口气说：“建军，我也看上她了。”
建军转过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他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你小子看电影的时候，眼睛都没离开过她。”
“那你说怎么办？”我两只手互相搓着，心里很紧张。我们是兄弟，我不愿意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和气。
建军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用力碾灭，站起来大声说：“还能怎么办？咱俩各凭本事追！谁也不准在背后使坏。晓梅最后愿意跟谁，那是她的自由。另一个不准记仇，还得心甘情愿去当伴郎！”
我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用力点了一下头：“好！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从那天晚上开始，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就在我们兄弟俩之间拉开了。
我知道我自己嘴笨，不会哄女孩子开心。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农村，最实在的本事就是能干活。只要我把她家里人照顾好，让她看到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她自然会明白我的心意。
八月份的时候，正是村里“双抢”的日子。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是一年里最累人的时候。毒太阳顶在头上，能把人的皮晒脱一层。
我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拿着镰刀去了晓梅家的水田。
晓梅的爹是村支书，平时大队里的事情多，地里的活儿就靠晓梅和她娘。晓梅一个女孩子，哪里干得了这种重体力活。
“卫东，你怎么来了？”晓梅看到我站在田埂上，惊讶地问。她戴着草帽，脸晒得通红，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自家的活儿干完了，过来帮帮你们。”我脱下布鞋，挽起裤腿，直接下到了水田里。
我弯下腰，挥动镰刀，“咔嚓咔嚓”地割着稻子。我干活快，一个人能顶他们家三个人的进度。
中午的时候，太阳最毒。晓梅的娘喊我们上去休息。
我把割好的稻子一捆一捆地扎好，用扁担挑起来。满满两箩筐带着泥水的稻谷，压在我的肩膀上。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踩着泥巴路往打谷场走。肩膀上的皮磨破了，火辣辣地疼，但我一声都没吭。
走到打谷场，我放下担子，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
“卫东哥，喝口水吧。”晓梅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走了过来，递到我面前。
缸子里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我接过来，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慢点喝，别呛着。”晓梅轻声说。她看着我肩膀上渗出血丝的衣服，眼睛里闪过一丝心疼，“卫东哥，你太累了，下午别干了。”
“不累。这点活儿算什么。”我看着她温柔的眼神，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我觉得我肩膀上的伤口一点都不疼了。
晓梅的爹，沈支书，背着手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的后背说：“卫东啊，你真是个实在的好后生。谁家闺女要是跟了你，这辈子不用吃苦了。”
听到支书这句话，我心里乐开了花。我觉得，我已经赢了一大半。
几天后，晓梅家堂屋的那扇破木门彻底坏了，门轴断了，关不严实。
我听说以后，二话没说，回我家院子里挑了一块最好的樟木。我拿着锯子、刨子和凿子，在院子里干了整整两个晚上。木屑飞得到处都是，我仔细地打磨着每一个边角，还在门板上雕了几朵简单的梅花。
第三天傍晚，我扛着那扇新木门去了晓梅家。
我把旧门卸下来，把新门装上去。大小刚刚好，开关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樟木还散发着一股好闻的香味。
晓梅的娘摸着新门上的花纹，笑得合不拢嘴：“哎呀，卫东，你这手艺真没得说。这门做得比城里卖的还结实好看。”
晓梅站在旁边，看着我满手都是黑乎乎的木头灰，去拿了一块湿毛巾递给我：“快擦擦手吧。费了不少功夫吧？”
我接过毛巾，随便擦了两下，笑着说：“没费什么功夫。以后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你只管叫我。”
回去的路上，我走得特别轻快。我觉得，日子就应该这样过。实实在在，踏踏实实。
但是，建军并没有闲着。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双抢”那几天，建军去了一趟县城。等他回来的时候，村里炸开了锅。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干木匠活。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在唱歌，声音很大，隔着几条巷子都能听见。
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到巷子口。
只见建军骑着一辆擦得锃亮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红色的方盒子。那是当时城里最时髦的“红灯牌”录音机。
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那声音软绵绵的，村里人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都跑出来看热闹。
建军穿着一件白衬衣，头发梳得溜光，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他故意把自行车骑得很慢，一路骑到了村小学的大门口。
小学刚好放学。晓梅拿着备课本从里面走出来。
建军捏了一把车闸，停在晓梅面前。他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了一点，笑着说：“晓梅，下班了？”
晓梅看着那个红色的录音机，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惊喜：“建军，这是什么呀？唱歌这么好听。”
“这叫录音机，城里现在可流行了。”建军单腿撑在地上，从自行车的车把上解下了一个布包，“来，送你的。”
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条大红色的纱巾。那纱巾又薄又软，颜色鲜艳极了。
“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晓梅连忙摆手。
“拿着吧！我这次在县城赚了点小钱。”建军把纱巾硬塞到晓梅手里，“你皮肤白，戴红色最好看。这可是城里百货大楼的抢手货。”
晓梅拿着那条纱巾，脸有些红。她没有再拒绝。
接着，建军开始给晓梅讲他在县城的见闻。“你不知道，县城里现在开了新的供销社，有三层楼那么高。城里的小年轻现在都不穿的确良了，都穿一种叫牛仔裤的裤子……”
晓梅听得非常入神。她一直看着建军，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种光芒，是她看着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那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我站在远处的墙角，手里紧紧捏着一把木工刨子。我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但我不断地在心里告诉自己：“买个录音机算什么本事？花言巧语不能当饭吃。晓梅是个聪明的姑娘，她迟早会明白，过日子还得靠踏实。”
村里的人开始在背后嚼舌根。
有的婶子在河边洗衣服时说：“我看卫东和晓梅最合适，门当户对。卫东多能干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另一个大娘马上反驳：“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没看建军多有本事？天天去城里，大把地赚钱。晓梅是个有文化的人，肯定更喜欢建军那种见世面的后生。”
这些闲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也传到了建军的耳朵里。
有一天晚上，建军提着两瓶啤酒和一包花生米来到我家。
我们在院子里的破木桌旁坐下。
建军用牙齿咬开啤酒盖，递给我一瓶：“喝点。”
我接过来，喝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顺着喉咙流下去，很舒服。
“卫东，”建军往嘴里扔了两颗花生米，嚼得嘎嘣响，“我看支书两口子是真看上你了。”
“你别瞎说。”我低着头，心里暗暗高兴。
建军冷笑了一声：“我没瞎说。你修的那个木门，全村人都知道。可是卫东，你觉得晓梅真的想要一辈子待在这个村里，每天守着一个木匠，生几个娃，然后种地吗？”
我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说：“种地怎么了？咱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能让她吃饱穿暖，不受一点委屈。”
建军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你还不懂。她是个读过书的人。你给她的那些，不是她最想要的。”
“那你买个录音机就能当饭吃了？”我有些生气了，声音提高了八度。
“这不叫录音机，这叫生活。”建军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完，站了起来，“卫东，咱俩走着瞧吧。我不会认输的。”
我看着建军走出门的背影，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给他看，我才是最适合晓梅的人。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的那个秋天。1983年的秋天，老天爷像漏了一个大窟窿。
一场罕见的秋暴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雨水像瓢泼一样砸在房顶上，村里的土路变成了烂泥潭，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天早上，我正在家里帮我娘修漏雨的屋顶。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敲锣的声音。
“不好啦！村后头的小河决堤啦！水漫上来了！”
我赶紧丢下锤子，披上蓑衣往外跑。
村里乱成了一团。大水夹着黄泥巴，顺着地势低洼的地方往村里灌。
我跑到大队部，看到沈支书急得直跺脚。
“支书，怎么了？”我大声问。
“我家后院的老猪圈塌了！”沈支书的声音都在发抖，“那两头大肥猪被压在里面了！那可是我们家今年准备交任务和换钱的指望啊！”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两头年猪，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半个家当。
“晓梅呢？”我急忙问。
“晓梅和她娘在猪圈那边拉木头，拉不动啊！”
“建军呢？”我四处张望。
“建军前天就去邻县进货了，现在大雨封路，肯定回不来！”
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火热的劲头。这个时候，建军不在，能指望的只有我了。
我甩掉蓑衣，光着膀子，顶着暴雨往晓梅家跑。
雨水打在我的脸上，连眼睛都睁不开。烂泥巴没过了我的小腿。
我跑到晓梅家后院，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猪圈的土墙已经被水泡塌了，几根粗大的横梁砸在泥水里。两头肥猪被压在下面，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泥水已经快淹没猪的鼻子了。
晓梅和她娘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拼命地想抬起一根横梁，但她们根本搬不动。晓梅浑身都是泥水，头发贴在脸上，急得大哭。
“闪开！让我来！”我大吼一声，直接跳进泥水里。
我趟着水走到横梁旁边，把肩膀顶在湿滑的木头上。
“卫东哥！你小心点！”晓梅在旁边喊道。
“一、二、三！起！”我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肩膀上。
粗大的横梁被我硬生生地顶了起来。
“快！把猪赶出去！”我涨红了脸，大声吼道。
晓梅和她娘赶紧跑过去，用竹竿赶着猪往外跑。
就在第一头猪刚跑出去的时候，我脚下的烂泥突然滑了一下。我失去平衡，肩膀一歪。
“砰”的一声，旁边的一截断掉的木梁砸了下来，正好砸在我的右小腿上。
一阵钻心的剧痛传来，我惨叫了一声，跌倒在泥水里。
“卫东哥！”晓梅尖叫着扑了过来。
我咬着牙，用手把那截木头推开。泥水里立刻泛起了一片红色的血水。
“别管我！先救那头猪！”我捂着腿，大声说。
最后，在几个赶来的村民的帮助下，第二头猪也被救了出来。
我被几个人抬到了村卫生所。卫生所里弥漫着刺鼻的碘酒味。
老医生剪开我的裤腿，摇了摇头说：“口子太深了，得缝针。”
没有麻药，医生直接用针线在我的肉里穿梭。我死死地咬着一条干毛巾，满头大汗，疼得浑身发抖。一共缝了五针。
缝完针，我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
门被推开了，晓梅走了进来。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但是眼睛红得像桃子一样。
她走到我的床边，搬了一把椅子坐下。她看着我包着厚厚纱布的腿，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哭什么？我又没死。”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想伸手去帮她擦眼泪，但觉得自己的手太脏，又缩了回来。
晓梅一把抓住我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很凉，在发抖。
“卫东哥，疼吗？”她哽咽着问。
“不疼。这点伤算什么。”我看着她，轻声说。
晓梅吸了一下鼻子，非常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卫东哥，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家的天就塌了。你对我家的好，我记一辈子。你连命都不要了来帮我们。”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觉得我这腿断得太值了。
过了一会儿，晓梅的爹娘也来了。
沈支书走到我的床头，紧紧地握住我的另一只手。他这个平时很严肃的男人，眼圈也红了。
“卫东啊，叔今天算是彻底看清了。什么叫患难见真情？这就是！”沈支书拍着我的手背说，“那些平时花言巧语的人，关键时刻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你，是实实在在的。”
晓梅的娘在旁边抹着眼泪说：“是啊，卫东。等你的腿好了，我们就挑个好日子，把你们俩的事办了。我们家晓梅交给你，我们放心一百个心！”
我听着他们的话，大脑一片空白，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
我转过头看晓梅。晓梅低下了头，脸很红，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反驳。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在农村，爹娘拍板，女方不反对，这门亲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我躺在简陋的病床上，听着外面渐渐小下来的雨声，心里觉得无比的踏实。
我赢了。
建军的录音机、红纱巾、还有他嘴里那些关于城里的漂亮话，在真正的灾难面前，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过日子终究是柴米油盐，是遇到困难时能扛起大梁的肩膀。
我觉得我已经抓住了属于我的幸福，剩下的，只是等待我的腿好起来，然后穿上新郎官的衣服。
大雨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照在卫生所的玻璃窗上。
两天后，建军从邻县回来了。他一脚烂泥，满身疲惫地走进了村子。
当他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且听到村里人都在传我要和晓梅定亲的消息时，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坐在家里的院子里休养。我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用一把小刻刀，拿一块上好的桃木，仔细地雕刻着一把木梳子。我打算等腿好了，亲手把这把梳子送给晓梅作为定情信物。
我觉得建军已经出局了，他就算再怎么折腾，也改变不了结局。
但是，后来事情的走向完全偏离了我的想象。
那天下午，太阳暖洋洋地照在院子里。我坐在矮板凳上，手里拿着砂纸，一点一点地打磨着那把快要完工的桃木梳子。梳子的背上，我刻了一对戏水的鸳鸯。
村里的黄狗突然叫了起来。
我抬起头，看见陈建军从巷子口走了过来。他身上的白衬衣沾满了黄泥巴，那条平时最宝贝的喇叭裤也扯破了一个大口子，脚上的胶鞋全是泥浆。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疲惫，眼眶下面是一大片乌青。
他走到我家院子门口，停下了脚步。
我放下手里的梳子，扶着门框站了起来。我的右腿还包着纱布，不能用力。
“建军，你回来了。”我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胜利者的宽容。
建军没有说话。他只是隔着那道低矮的土墙，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复杂，没有愤怒，也没有认输，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定。
他转身走了，脚步很重。
听村里人说，建军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村小学。他站在教室外面，一直等晓梅把最后一节课上完。然后，他不顾周围人的目光，当着几个老师的面，拉着晓梅的胳膊，一直走到了村后头的那棵老榕树下。
那棵老榕树很大，气根垂得到处都是。他们俩在树下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谁也不知道建军对晓梅说了什么。村里路过的人只看到，建军不停地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给晓梅看，而晓梅一直在哭，哭得蹲在了地上，建军就蹲下去帮她擦眼泪。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一丝不安，但我马上又安慰自己：我救了她家的猪，我差点搭上一条腿，她爹娘都认准了我，建军拿什么跟我争？难道凭他那张嘴吗？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院子门就被推开了。
晓梅一个人走了进来。
她今天没有穿那件好看的白衬衫，而是穿了一件旧的灰布褂子。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眼睛肿得像两颗熟透的桃子，显然是哭了一整夜。
我赶紧扶着拐杖站起来，心里一阵慌乱：“晓梅，你怎么来了？快坐下。”
晓梅没有坐。她走到那张破木桌前，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几天前，我托她娘带给她的一把小木梳。虽然不如我后来雕的这把精细，但也是我熬夜做出来的。
我的心猛地往下沉，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晓梅，你这是干什么？”我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晓梅抬起头看着我。她的嘴唇在发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往后退了一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卫东哥，对不起。”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你救了我们家，你的大恩大德，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可是……我不能嫁给你。”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人用大铁锤狠狠砸了一下。我死死地抓着手里的拐杖，指关节都泛白了。
“为什么？”我不解的看着晓梅，咬着牙问出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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