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中旬，北平城外炮声渐稀，城内却弥漫着另一种紧张——“留下还是南下？”成了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午夜话题。周作人靠在西四旧居的炕桌旁，翻弄着几册从牢里带出的希腊文原典，他最放不下的不是书，而是尚未到来的命运。
周作人1885年生于绍兴，一个冬季的清晨，他和比自己大三岁的兄长周树人背着书箱进了三味书屋。家道中落后，兄弟们很早就学会在纸上求生；鲁迅以“呐喊”作剑，周作人却偏爱以“小品”观世。两条路在1911年前后短暂并行，又因情感与政治的缠结而分岔。
1906年留学东京，周作人把大部分津贴花在外语与民俗学上，也把心事交给了羽太信子。朋友回忆，那间合租的“狭长木屋”里，总能听见他和信子一问一答练习希腊语的轻声。恋爱使他稚气顿消，却也让鲁迅急得拍桌，“你再这样荒废，如何救国？”这是兄长唯一一次对他动手，周作人事后写道：“那一掌比冬夜更冷。”
五四前后，周作人站在北大红楼台阶上，宣讲“人的文学”。学生们爱听，他也乐于同刘半农、钱玄同谈天说地。若一切止步于此，世人或许只记得他书卷气十足的侧影。然而北平沦陷改变了轨迹。
1937年暑末，北大决定南迁，蒋梦麟看重周作人对馆藏目录的熟悉，劝他暂留看管。日军进城后多番游说，周作人先是敷衍，直到1939年元旦那颗几乎要穿透胸膛的子弹，让他夜不能寐。信子不断叹息：“要一家平安，总得表个态呀。”枪口与耳语合力把他推向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的位置。舞台布置妥当，一位才子自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枷锁。
抗战胜利那天，南京街头鞭炮震天，老虎桥监狱里却传来铁锁碰撞声。周作人被判十四年，后减为十年。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刚有眉目，南京政坛风声骤变，李宗仁宣布特赦部分政治犯，周作人得以出狱，北上暂宿学生尤炳圻家。有人劝他去台湾，他在日记里写下四字：“犹豫不安”。
就在此时，他决定铺开信纸，写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致“中央人民政府筹备组”。信的前半截语言华丽，极力肯定解放军“秋毫无犯”；后半截则辩称自己当年“曲线救国”，请求保全生命与藏书。他结尾一句话被人反复咀嚼：“学生周作人愿以残年为人民服务。”
信由老友辗转送抵北平香山。一次会议间隙，有人将信递到毛主席手中。主席沉吟片刻，只说了两句：“是文化汉奸？那就先养起来吧。懂希腊文的不多，让他去译书。”在场者后来忆起此刻，仍对那股从容印象深刻。
1950年春，周作人拿到中国人民出版社的聘书，身份是“编外特约译者”，月得稿费二百元。对比当年狱中的黑暗，这份薪水与自由仿佛天降。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选》再版十余次，影响了一代青年，却很少有人在扉页上注意到那行小字——“周作人译”。
他的生活朴素到近乎枯寂。早晨六点起身，泡一壶绿茶，伏案写字；午后沿什刹海踱步，傍晚归家再看手稿。偶尔旧友来访，他常把屋里唯一的藤椅让出，自己站着讲解希腊陶片上的故事。邻居的小孩不懂“大汉奸”意味着什么，只记得这位老先生讲话软声慢调，给他们分桂花糖。
“你后悔吗？”1960年冬夜，一名青年编辑探望时试探着问。周作人抬头，眼神却漂向窗外的长安街霓虹：“木已成舟，惟能慎终。”短短十字，像他的文章，平淡却暗藏锋芒。
岁月并未真正放过他。进入1966年，各种批判铺天盖地。周作人虽未被揪斗，但创作全停，只能把未刊随笔一页页塞进抽屉。1967年5月6日傍晚，儿媳推门而入，灯光下的老家具静默无声，周作人侧卧床头，手里还攥着一张写满希腊字母的便笺。医生宣布死亡时间为当日午后三点，享年八十二岁。
按友人尤炳圻的回忆，治丧那天，北京细雨蒙蒙，灵车极为简单，随行不过数人。有人轻声感叹：“他的一生像极了他的小品——起初微光熠熠，末了却只剩轻烟。”人群很快散去，旧时代的影子也在雨后石板缝里悄然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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