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布里斯托，雨下得像是在泼水。老维多利亚式建筑的窗户缝里漏进来的风，带着刺骨的湿冷。我正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改了第七遍的毕业论文，眼球因为布满血丝而阵阵刺痛。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和一阵含糊不清的狂笑。
我心里一紧，抓起门后的雨伞当防身工具，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推开客厅门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我的英国室友汤姆，一个23岁、身高一米八五的小伙子，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他的周围散落着十几个空啤酒罐，打碎的是一个装着残羹冷炙的玻璃碗。而他，正抱着一个沙发靠垫，闭着眼睛，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英伦摇滚，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婴儿般满足的微笑。听到我的脚步声，他勉强睁开一只眼睛，含糊地说：“嘿，兄弟，要来一口便宜的苹果酒吗？我刚领了这周的救济金。”
那一刻，我握着雨伞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看着他那张年轻、英俊却毫无生气的脸，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到了英国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我从小在书本里读到的那个充满绅士风度、精英教育和勃勃生机的日不落帝国。在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正在以一种我根本无法理解的方式，心安理得地“混吃等死”。
而我，作为一个从小在“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信条中长大的中国留学生，面对这种现象，整个人彻底麻了。
来英国之前，我给自己的人生设定了一个精准到月份的进度条：一年拿满学分，以Distinction（优秀）的成绩毕业，其间至少拿到两份实习证明，毕业前搞定工作签证，然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伦敦的金融圈或者科技大厂。我的行囊里装满了焦虑、野心，以及父母花了大半辈子积蓄换来的英镑。我以为我来到的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角斗场，大家都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拼命。
但我没想到，我遇到的第一面镜子，竟然是汤姆。
汤姆他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学的是历史。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名校毕业生，此刻应该正穿着西装，穿梭在各大招聘会，或者坐在格子间里为了KPI熬夜。但汤姆的日常是这样的：每周在街角的Tesco超市做兼职收银员，一周就打工15个小时。那15个小时的薪水，加上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补贴，刚好够他支付这间发霉卧室的房租，以及每天的速冻披萨和廉价啤酒。
剩下的时间，他全部用来打游戏、睡觉，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去附近的公园草坪上躺着发呆。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在经历毕业后的迷茫期。出于一种中国式的热心，我甚至帮他修改过简历，告诉他伦敦有几家传媒公司正在招人。当时，他正盯着屏幕上的游戏，头也不回地对我说：“谢了兄弟，但我为什么要离开布里斯托去伦敦？那里的房租会吸干我的血，而我每天要在地铁上挤两个小时，就为了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百万富翁老板赚更多的钱？”
我愣住了，试图用我的价值观去反驳他：“可是如果你努力工作，你以后就能升职加薪，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汤姆终于放下了手柄，转过头看着我。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的眼神，没有愤怒，没有自卑，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
“买房子？”他轻笑了一声，“你知道英国现在的房价是多少吗？你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就算每周工作五十个小时，不吃不喝，要多少年才能凑够首付吗？就算我拼了命爬上了一个所谓的主管位置，交完高昂的税收，剩下的钱也只够我勉强维持个体面。如果结局注定是我永远也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永远也无法跨越我所在的阶层，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累个半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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