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1日晚，乌江两岸雾色沉沉，江面只听得到水流拍岸的声音。第三兵团侦察排潜伏在白马山正东的乱石滩，他们向后方发出手势：“敌阵空虚，可以动。”这句暗号，被电话线一路送进彭水指挥所；刘伯承听完，只说了四个字：“立即架桥。”短短一句，西南战役的节拍就此加速。
时间拨回到八个月前的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番号为第二野战军，全军近三十万人。淮海一役虽然让二野减员四万，但补充后的刀刃更锋利。中央原本打算让二野在江南当预备队，三野啃宁沪杭。可5月下旬，军委一纸电令：二野两个月后主力西进川黔康，三野提早入闽。自此，刘邓开始为西南战局搭棋局。
与解放军的调兵遣将相比，蒋介石的算盘则更像临时拼凑。胡宗南十四个军十六万人扼守秦岭，宋希濂八个军盘踞川东，孙震三军守巫山巫溪，张群在重庆扯出二十多万人作后盾，乍一看铜墙铁壁，实则各有心事。毛泽东判断：川陕北面的防御是明门，川东乌江一线才是薄弱处，于是提出“大迂回、大包围”，先断路，再兜击。
要让敌人视线牢牢盯住秦岭，十八兵团成了舞台中央的演员。周士第在秦岭打得山响，炮声滚滚，还故意放出“准备效仿邓艾偷渡阴平”的风声。胡宗南果然中计，把调往川东的罗广文兵团又捞回川北。川东顷刻现出裂缝，正合二野之意。
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礼炮声仍在回荡，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已经凑在一起研究西南线路图。十天后，中央拍板：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二野全军由湘西突进，东西夹击。兵力总数六十万，目标锁定重庆、成都和昆明。刘伯承借回郑州开群众大会的机会，公然宣布“二野经陕南进川”，媒体也跟着大肆报道，一切都在帮他兜售假象。
实际上，五兵团和十军此刻已经乘夜车钻进湘西山谷；42军、47军、50军则以“协防湖北”为名占住恩施、石门。十月底，几十万大军在深山老林里穿插，连一封家书都不给外界留下。湖北军区一位通信员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电话不响，才是好事。”
11月1日清晨，西南战役总攻令下达。北路第三兵团加47军从黔江、彭水杀向乌江；南路第五兵团携十军翻过雪夜中的娄山关，直插贵阳、遵义，企图切断滇黔通道。形势突变之快，把宋希濂吓出一身冷汗。他原指望川北有胡宗南顶在前，自己只需守好川东门户。谁想刚喘口气，贵阳已失守，遵义电台转播了《解放军进行曲》。
蒋介石急电：“坚守川东，待机决战。”宋希濂回电却是一句牢骚：“敌已兵临城下，如何再画纸上阵图？”电报发出，他立刻调残部退入白马山筑四道防线，用地形险阻赌一线生机。
战场瞬息万变。11月16日，第三兵团拔下彭水；21日晚，乌江结雾，我军在东岸设五处浮桥。22日破晓，解放军炮兵骤然开火，第一梯队借雾渡江，十分钟后尖刀排把红旗插在第一道明堡。宋希濂据说站在指挥所屋檐下，只来得及说一句：“我都想不到我会先挨打。”
白马山的四道防线像纸糊，一夜之间全部崩塌。尸横沟壑，枪炮弃地，留守兵纷纷高举白帜。23日清晨，宋希濂已带着千余骑溃往西南。他试图向宜宾突围，却被72军郭汝瑰的起义当头浇了冷水；又想渡过金沙江，结果被地方武装拦截。每天都有旧部趁夜逃散，口袋里的银元也所剩无几。
12月19日，川康边境沙坪渡口。宋希濂正指挥残部乘木船过江，忽听东岸枪声大作，子弹撕破晨雾。十几分钟后，解放军16军47师139团封住上岸小道。宋希濂举枪欲自裁，被副官一把夺下。伴随“把枪放下”的一声厉喝，这位黄埔一期的头号生面人物失声蹲在江滩上，昔日“川东王”遂成俘虏。
白马山战役俘敌万余，缴枪近两万支，乌江以东的国民党主力至此瓦解；重庆门户洞开，胡宗南也无力回天。次年初春，西南全境解放。回头看，二野由湘西入川不过四十余天，却在战略配合、情报迷惑、兵团推进三线齐奏中，将“蜀道难”四字写成了纸上谈兵。难怪宋希濂后来面对友人长叹：“打仗怕的不是武器差，而是看错了对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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