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12日，台北天空阴沉，细雨像丝线一样悬在半空。圆山饭店山脚的道路上，石维坚撑着一把旧伞，正赶往92岁高龄的何志浩将军家――这趟行程的第一站，时间卡得很紧。
推门而入，屋内摆设朴素得让人愣神：小茶几缺了一角，墙上的黑白合影却排得整整齐齐。将军笑着说“屋子小，凑合坐”，一句话化了尴尬。石维坚原以为国民党中将的生活会颇为体面，没想到比许多普通老人还要简单。
短暂寒暄后，何志浩提议去圆山饭店的贵宾室等人。“那里视野好，也方便见面。”将军拄杖起身，话语有力。有人担心路滑，他轻轻摆手：“老胳膊老腿还行。”一个半小时后，他们抵达山顶。
贵宾室的门刚推开，78岁的蒋纬国正坐在窗边。身穿深色西装，扣子系得严丝合缝，背脊挺得像军校阅兵时的标准姿势。他先起身，双手合握，声音爽朗：“各位辛苦。”少了昔日权势，却多了几分随和。
石维坚递上名片，又把数张在宁波、绍兴拍摄的照片放到茶几上。照片中，溪口老街的青瓦白墙被雨水洗得锃亮，远处的雪窦山云雾缭绕。蒋纬国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每一张，指着其中一栋新房子轻声道：“这里过去是空地。”语气像在自言自语，满含回忆。
他突然谈起童年：“我就是在溪口那条河学会游泳。教我的是堂叔，肺活量惊人，他能潜两小时，我只能憋两分半。”说到这里，老人爽朗地笑，眼角的皱纹堆成了山丘。场面轻松，气氛温暖。
话锋一转，石维坚从口袋里掏出溪口镇镇长的名片，放到蒋纬国面前：“老家乡亲托我问候您，也盼您回去走走。”话音落地，贵宾室一下安静。窗外雨势忽大，击打玻璃发出密集声响。
蒋纬国沉默了七八秒，随后缓缓开口：“想回，当然想……可一踏上那片土地，怕就回不来了。”这句话不高不低，却像锤子敲在木板上，清脆而无奈。
石维坚没有急着追问，他看得出对方心里的顾虑。国共隔绝已四十余年，蒋纬国在台军中任职，身份特殊。若贸然回去，政治与舆论交织，结局难料。
有意思的是，老人接着叹了口气：“有人总想拿我们蒋家开刀。”这句半抱怨半自嘲，透露出他极力维系的体面。紧接着，他又聊到苏州：“我的学名蒋建镐，是在东吴大学时期正式用的。苏州算半个故乡，我没去成，心里一直空落落。”这番话让在场的人不免动容。
1991年，东吴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蒋纬国虽人未到，却用学名署名致敬；两年后，校内教授赴台，再次带去邀请。彼时，他因糖尿病与心脏病频繁住院，医生嘱咐少动。身体、身份双重桎梏，归乡成了一道无解方程。
将近黄昏，石维坚起身告辞。临别时，蒋纬国把几张照片再次抚平，叮嘱工作人员收好。“哪天真能成行，就按这张路线走。”他说完抬头笑，神情却显得疲惫。
从圆山饭店出来，雨已经停了。石维坚回望山顶，灯光把整座建筑镀上金黄，像一艘停泊的巨轮。谁都明白，那位老人恐怕难以踏上返乡的船票。1997年1月，蒋纬国因急性呼吸衰竭住院，弥留之际，他握着儿子蒋孝刚的手：“若有可能，把我带回溪口。”这句断断续续的请求，被病房里的人牢牢记住，却一直悬而未决。
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台北街头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路灯。回想白日贵宾室里的片刻谈话，令人唏嘘：归途其实不远，隔着的只是那段尚未拆除的历史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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