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2日清晨，朝阳门外依旧凉爽，一辆挂着“京检”车牌的吉普车径直停在府学胡同18号门前。守卫还来不及敬礼，四名检察官已快步冲向四层的局长办公室。
十几分钟后，局长马学亮被请出，他的皮鞋踩在浅灰色地砖上发出突兀声响。楼道里有人小声嘀咕：“他是陈市长亲自点的，将来可咋办？”议论止于目光，却像石子落水，一圈圈荡开。
镜头转回两年前。1983年3月，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时年44岁的陈希同从大会主席台走下时只说了一句：“北京的摊子，大，得找能干活的人。”秘书处递上厚厚的干部名册，他随手翻到马学亮——河北沧县农家子弟，煤气系统老行家，年过半百，学历普通，却在基层摸爬滚打二十余年。陈希同点点头：“就他吧。”一句话，改变了马学亮的命运。
接棒之初，马学亮的确干了几件实事。调整燃气高峰调度，拆换老旧管网阀门，媒体连续报道，好评不少。他自豪地说：“我农民出身，知道啥叫过日子。”话音未落，另一股浪潮已经扑面而来——市场化承包、企业自负盈亏、各种“公司”雨后春笋。
1985年初，市煤气公司管网所党支部书记黄玉乾、所长梁国安带来一纸申请：“为适应形势，拟成立‘煤气工程施工队’，独立核算。”马学亮当场未表态，只说“流程复杂，再看”。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旧把戏。
申请搁在案头整整一个月。黄、梁坐不住了，多方打探，摸准马局长的一条弱点——好面子，也难挡“人情”。从北河沿的老字号涮肉馆到长安街旁的高档酒楼，酒杯一次次碰响，礼物一件件递上。马学亮心动。
他松口了，但提出两点：一，将“煤气工程施工队”改名“和平煤气工程公司”，听上去体面；二，自己担任名誉董事长，占股分红，却不出面经营。黄、梁满口答应。1985年1月，和平公司高调挂牌，门口彩旗招展，马学亮胸前的大红花格外扎眼，他提笔写下八个大字：“蒸蒸日上，普惠庶民”。
公司成立后，第一桩大单便是北京电线厂住宅区煤气管网改造。原预算八万八，黄玉乾嫌薄利，硬生生抬到十一万八。电线厂代表不同意，便请市公用局出面协调。马学亮拍板：“按新预算走。”那一下，和平公司净赚近两万元，黄、梁喜出望外。
人情往来随即升级。第一次收红包时，马学亮推拒：“我工资够用，不图这点钱。”可几百元现金最终还是塞进了办公桌抽屉。几天后，黄、梁拎着烤鸭和皮箱登门拜访，“局长，家里装潢费，您和大嫂就别客气了。”皮箱里是崭新的千元钞票。他沉默片刻，最终点头。
腐蚀渐深。统计显示，半年里，马学亮先后收受现金三千三百余元，名烟名酒、呢绒布料亦不断入户。更夸张的是同年四月，他率团赴日考察，从银座扛回成箱电器，用公款报销三万元，事后命财务“算作交通费”。
可纸包不住火。朝阳区检察院在侦办一起行贿案时，顺藤摸瓜查到黄玉乾。搜查中发现一本密密麻麻的“往来账”，注有“马局长”“某某领导”“礼品若干”字样。黄玉乾自知难脱，交代一切。
7月12日的带走，不过是水落而石现。押往看守所途中，马学亮面色苍白，反复低声念叨：“我要见陈市长，他知道情况。”检察官不动声色。
审讯开始，他先是抵赖：“我是被栽赃，陈市长很清楚。”调查员翻开账本，一页页摆在桌上：“白纸黑字，你看看。”马学亮低头沉默良久，终于叹气：“我认。”
案卷逐渐厚重。和平公司在短短半年内承揽工程十余项，虚报材料、虚列人工，侵吞公款十万余元；马学亮本人多次指令下属变通财务报销，涉嫌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检方认定，他是关键环节。
1985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文披露：“北京市破获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公用局局长马学亮等被依法逮捕。”社会震动。一位家住崇文门的老煤气用户感慨：“原来管我们煤气的，自己先放了火。”
1986年3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诉人列举证据：受贿款项、虚假合同、违规报销单、境外购物发票。辩护席上，马学亮仍试图以“领导知情”自辩：“没有陈市长的支持，我不会批那个公司。”法庭当即指出：个人违法，责任自负，与他人无关。
庭审持续一日。最终，合议庭认定马学亮犯贪污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宣判时，他垂首不语，只在法警提示下含糊答“明白”。
入狱后，马学亮曾写信给家人：“人这一辈子，最怕的是在糖衣里迷失。”信未寄出，狱方将其存档。多年后，有记者偶然读到这页薄纸，感叹：昔日高官，到头来悟出的，却是朴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虽牵动官场，却没有动摇对干部选拔程序的信心。组织部门随后重申，用人须察德识廉，不可只看资历。北京市煤气系统也在次年推行财务专户管理，项目预算一律公开招标，逃离了“自己人签字、自己人施工、自己人分红”的怪圈。
如今再翻档案，仍可见那本被黄玉乾偷偷抄下的账本，纸页已泛黄，数字却清晰。它记录的，不只是几千元现金，更是一条国企转轨时期的警示：在名利的滚滚浪潮面前，没有谁能以“挡箭牌”换得豁免，只剩个人的操守与法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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