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7日清晨七点，广州越秀山脚的省革委办公楼里，木质楼梯回荡着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年轻秘书抱着厚厚的公文小声嘀咕：“这可是中央紧急电报，得立刻送到罗定。”就这样，一纸意想不到的任命正悄悄驶向粤西的县城，准备改写一个基层干部的命运。
彼时，罗定县委正召开春耕动员会，郭荣昌坐在最末排，草帽还未来得及摘下。参会人员都知道，县里七年如一日，一有重大农事，这位郭书记总是第一个到场。会议散场，他照例走向农机站查看犁田进度。就在此时，省里来的专车稳稳停在院子里，司机递上红头文件，淡淡一句：“省委急电，请郭书记启程，去广州报到。”
消息在县城炸开锅。“郭书记要调省里？”“会不会是副厅？”议论声四起。傍晚，一位老农拍着他的肩膀说：“郭书记，你去了省里，可别忘了咱罗定的稻田呐。”郭荣昌笑答：“放心，咱都是广东人，谁也丢不了这片田。”
旋即发生的事却超出所有人想象。省委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聘任郭荣昌为省委书记，负责农业与组织工作。县委书记直接跳到省部级，这跨度让许多人直呼“像坐火箭”。广东干部队伍中，四十出头的省委书记前所未见，一时传闻四起。
追溯郭荣昌的履历，这条路其实并非一夜间铺就。1933年春，他出生于潮阳，家道殷实，却在抗战炮火中目睹故土满目疮痍。父亲坚持送他念书：汕头启智中学——香港华仁书院——广州岭南大学，求学轨迹跨越烽火与海峡。香港时期，他和同学高喊“保卫家国”游行，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拗，他只答：“国若不存，书读再多也无用。”
1951年冬，刚满十八岁的他返穗，恰逢政务院大规模选调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叶剑英元帅兼任校长时拍着他肩膀说：“国家要办新的大学，也要办新的乡村，你愿去哪儿？”郭荣昌只用了四个字：听从分配。
从那以后，他的足迹基本与城市无缘——广宁、怀集、德庆，直到1965年出任四会县委副书记。那是手扶犁铧、背土测田的岁月，常有人看到他蹲在水渠边测量水位。工作笔记上常出现密密麻麻的数字，字迹歪斜，却反映出对产量的斤斤计较。
1968年末，罗定缺少能稳住局面的带头人，地委派他前往救火。到任第一件事，他把县里的粮食仓库逐个查验，连夜清点。有人提议应先开大会，他摇头：“仓里有多少粮，心里就有多少底。”此后七年，罗定的山路被他踏出硬茧，水渠加固延伸一百多公里，木棉花和稻浪并存成了当地新景。
那么，为何是他获得提拔？1975年初，中央着手重整干部队伍，邓小平专门提出“一看方向，二看实绩，三看民心”。广东省委筛选的三人名单送到北京后，郭荣昌的材料被单独抽出。考察组南下时，发现他住在竹篱小屋，桌面堆满农技推广教材，却没有一封私人“条子”。考察结束的简报只写了八个字：党性坚、群众面好。此后，电报直抵中南海，邓公圈定人选：广东省委书记——郭荣昌。
广东的春天来得早。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启动，郭荣昌主持制定“中心城市—侨区—山区”三级联动方案，允许汕头、深圳先行一步。一些老同志担心风险，他举例说：“堤坝不开闸，洪水终究会漫堤。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放水。”结果，半年后外贸增速全省第一，粮棉双增产，吃穿紧张状况明显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未离开过土地。即使坐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他也常掏出那本旧得发黄的《水稻高产栽培》，提醒技术员“把稻杆留长点，通风好，稻瘟就少”。有人笑他“不像省委书记”，他则反问：“农民像农民，书记像书记，广东才有饭吃。”
时间推到1984年，他推动省农科所牵头建立种子推广站，亲自赴雷州考察，引进耐盐稻种。到1990年，全省平均亩产较1975年翻了一番多，近千万农民摆脱温饱。
2008年9月15日，清晨六点，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传来噩耗：郭荣昌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噩耗传回罗定，老农王大伯放下锄头，低声说：“地里那几条水渠，还在哩。”
从潮阳小镇到省委高位，他走了二十四年，行囊里始终带着泥土的味道。偶有议论说他“跳级太快”，可若翻开那本没有花哨封面的笔记，就能看到一行行数字、一段段走访记录。那些枯燥而精准的数据，为广东的广阔稻田提供了坚实的根。这或许正是邓公把目光放到他身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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