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冬的归绥，凌晨四点钟的寒风像刀子。军部灯火通明，傅作义刚从作战室出来，把一份尚未拟好的公开电往桌上一摔：“又文，写出气势来！”他口中的“又文”正是阎又文——当时名义上的少将秘书，却身负另一重身份。谁也没想到，这封电文里那句“痛斥毛泽东发动内战”竟然出自接受过延安特别训练的潜伏者之手，更没人料到周恩来的批示会是“要骂得狠一点”。
事情要从1938年说起。阎又文在山西大学毕业后，经保安处情报班挑选，化名潜入马洪奎部。抗战形势紧迫，党组织急需在晋绥军系中安插眼线，他因此被推到台前。翌年，经王若飞牵线，他辗转进入傅作义幕府，凭着敏锐的政略、漂亮的笔头和审时度势的谈锋，很快稳坐机要秘书的位置。傅作义常夸口：“又文懂我心意，一字不差。”这一句赞赏，恰恰给了阎又文最稳固的伪装。
1940年前后，西北交通几乎全部被日军和中央军封锁，延安与归绥失去联系；阎又文单线工作整整七年。那七年，他一边替傅作义草拟电文，一边将对蒋系的不满、对晋绥兵力调配等精要情报递送出去。由于渠道过于隐秘，华北党组织一度误判他已然叛变。直到1945年秋，王玉奉命“找回失联干员”，才在包头一家茶馆意外听见“阎机要”的名字。那一晚，王玉敲开阎家小院，大灯泡昏黄，他只问三句话：“山西万荣？”“法学院？”“阎又文？”对方点头，猛地握手：“同志，好久不见！”两人都红了眼眶。
恢复联络之后，阎又文的第一份情报就是“傅部准备东进绥东”。延安方面据此调整部署，但某野战军首长仍嫌数字夸大，认为“对方不过虚张声势”。战事很快打脸：绥东一线吃紧，部队损失不小。李克农后来感慨，这一次若无内线，华北可能重演中原突围的惨烈。
紧接着出现了开头那封震动全国的公开信。傅作义自诩“北疆长城”，急需舆论造势。阎又文深知最高层意图，于是提笔加重字句，连他自己都笑称“骂到刀光剑影”。电报发出次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冀察热民众怒火被彻底点燃。傅作义洋洋得意，殊不知这股“怒火”正是周恩来想要的心理战筹码，逼得他在军事上连连冒进，后续战役部署因而频频露出破绽。
1948年冬，平津外围已被人民解放军合围，傅作义焦躁无眠。10日夜，他独坐办公室，点燃第八支香烟：“又文，北平真要保不住了？”阎又文顺势递上一份形势分析，点明继续死守只会陷入绝境，并提出由邓宝珊出面斡旋的设想。傅作义沉默片刻，低声回了一句：“看在老百姓的份上，再试一次。”就此，和平谈判的闸门被推开。一个月后，北平城门无声而开，三百万市民毫发无损。
北平解放那天，阎又文跟随傅作义走进西柏坡。见面礼刚落座，毛泽东抬头笑问：“又文，骂得还痛快吧？”屋内的人面面相觑，以为要追究。毛泽东轻轻摆手：“文章写得泼辣，好。”一句话化解尴尬，也给了这名隐身孤胆者最大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按照原嘱托，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做善后工作，直到1958年才以普通干部身份补办入党手续。组织决定暂不公开他的潜伏经历，一来顾及傅作义感受，二来华北军政系统尚需稳定。也正因此，1962年9月25日他病逝时，八宝山墓碑只刻了“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十二字，无入党年份、无职务说明。家属不明就里，子女参军、入团、提干屡屡受阻。政审表格里的那一栏“直系亲属政治面貌”成了阎家后辈十几年的噩梦。
转机发生在1993年。北京市公安老干部聚会上，已经退休的王玉与阎又文旧部刘光人相遇，几句闲聊挖出阎家孩子的困惑。王玉当即打电话给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电话那头沉默良久，随后一句“精英，真正的精英”带着哽咽。很快，一份加盖农业部公章的函件送到阎家六个子女所在单位，确认其父“1938年秘密入党，1946—1949年供给中央情报多件，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几十年的迷雾，就此散开。
遗憾的是，阎又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切。他的一生活在暗处，死后却在阳光下被误解了三十年。2008年，国家档案部门将其事迹收入《无名的丰碑》，评价写得简短：“智勇兼备，白皮红心”。有人认为如此低调不值，然而潜伏工作常常如此——功成而身退，甚至不留姓名。阎又文留下的，只有那一封痛骂电报，一座无字丰碑，以及北平城门洞开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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