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24日深夜，台北看守所里灯火惨白，一名囚犯被叫去提审。看守低声嘟囔：“这次怕是过不了圣诞。”那人抬头，冷冷回了一句：“早把生死想透了。”他就是陈明忠，时年四十七岁。
把时钟拨回到1929年6月，高雄冈山，一户地主人家添了男丁。彼时的台湾已被日本统治三十四年，新生婴儿在户籍簿上登记了日式姓名，长辈盼他能穿帝国军装、骑白马封将军。幼年的陈明忠自然也信了这种“光荣梦想”。
殖民课堂不厌其烦地告诉孩子们：台湾人=皇民。课堂外却是另一套秩序——日本师生张口就是“清国奴”，拳脚随时招呼。少年陈明忠愤得睡不着，却搞不懂为何同为“皇民”待遇天差地别。
1944年春，他考进州立高雄中学。班里四十五人，日本学生占了大半。有一次他在操场上把一个顽劣的日籍同学打趴，对方回头纠集十几人群殴，并撂下一句：“可以动手，但你不许赢。”那股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他满腔怒火却抓不到源头。
转折来自一本小册子——《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日文译本被藏在图书角，没人在意。15岁的陈明忠翻到“民族自决”一节，恍然大悟：自己原来是中国人，而不是教科书里随口拼贴的“台湾皇民”。他合上书，自言自语：“原来如此。”
抗战进入尾声，日本急于补充炮灰，1945年1月开始在台实施征兵。陈明忠被拉进军中，穿上灰褪色的日军制服。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他在营房后院听到收音机里含糊的“停战诏书”，心头一轻：那件白马将军的幻影瞬间破灭。
1947年2月，一桩查烟私案引爆岛内民变，史称二二八。血腥镇压使许多青年认清国民党并非想象中的“救星”。陈明忠赶回高雄，参加学生纠察队，第一次把民族与阶级问题连在一起。半年后，他秘密加入地下党，誓言另辟出路。
风声很快变冷。1950年初，台北军法处宣布破获“大规模匪谍案”，上千名地下党员被捕。陈明忠坚称自己“仅是学生”，死咬口供，仍被判十年。熟人劝他：“签了吧，留得青山在。”他只回一句：“青山不在，我也不想活。”
绿岛、严峻、泰源……十年间他换了三处监狱。只能用破香烟纸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夜半传阅。墙外浪潮如何谁也不清楚，墙里倒分出“极左”“修正”两派为辩一句马列原文吵得脸红脖粗。缺书缺讯，却激起拼命求知的狂热。
1970年代，美日对华政策转变，岛内学生街头运动抬头。陈明忠获释三年便卷入党外杂志、保钓座谈，被情治单位盯上。1976年二次被捕，检方指控他“筹划经东南亚偷运武器”。枪决日期定在圣诞节前夜。就在那天，《纽约时报》整版出现“救援陈明忠”广告，落款是一串旅美保钓学人姓名，蒋经国只得把死刑改成十五年。
刑求阶段，他被吊在水管上十七小时，昏迷前听到审讯官恼怒的质问：“你到底怕不怕死？”他咬破嘴唇挤出一句：“早决定死在这里，就不怕了。”后来同囚回忆，最让人惊讶的不是他能撑住疼痛，而是他始终没有供出任何名字。
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严，尚在服刑的陈明忠获准保外就医。1990年终被允许出境，他直飞东京、纽约，登门感谢当年那份整版广告的署名者。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里不少已淡出政治，他却依旧在公开场合主张两岸尽速统一，口吻斩钉截铁。
如果说陈明忠的民族觉醒来得稍迟，他的妻子冯守娥则从小就被父亲教育“咱是中国人”。1945年听到日本投降，她与同学跑到街口敲锣打鼓。她回忆说：“那天觉得天都亮了。”战后，她在省立高雄女中任教，阅读左翼期刊，常带学生讨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旧海报，为此吃过警备总部好几次传票。
二人相识于1950年代台中的一场书会。冯守娥后来写道：“他话不多，却眼神倔，像一块顽石。”此后漫长的牢狱生涯，他们靠每月一次的探监喊话维系感情。“明忠，家里都好！”——短短七个字，她一次不落喊了二百多回。
21年黑牢生活在身体里留下裂缝。老友探望时，发现他手背里植着十二颗钢钉，是刑讯时军棍敲碎的。可一提起读书、谈起祖国，他依旧没完没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出新版《资本论》，他请朋友跨海寄来，对照日文旧译逐段勘订，常通宵打灯。
2014年，八十五岁的陈明忠在台北完成《革命进行到底》口述史，全书以时间为轴，细节琐碎却戒尺分明。有人问他这一生是否后悔，他摆摆手：“我认定的路，坎坷也要走完。”随后又补一句，“只是怕时间不够，看不到合龙那一天。”
2019年11月28日清晨，陈明忠病逝，终年九十岁。家里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上联“丹心未泯万山红遍”，下联“碧血已洒两岸归同”，横批写着“望断天涯”。朋友去吊唁，看见桌上摊着泛黄的《三民主义》译本，书脊处仍可辨认当年少年写下的四个字——“我是中国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