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末，北京城的风还有些凉。阜成门内那条狭窄的青砖胡同里，总能看见骑着二八大杠的机关干部匆匆而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尽头那座三间平房——徐向前就住在那里。此处离国务院礼堂步行不过二十分钟，却安静得像座乡村小院，门口半截木栅栏上剥落的绿色油漆在风中晃晃悠悠。
最近，徐向前身边的新秘书郭明结婚了。婚礼请柬一送到军委办公厅，徐向前抬头笑了笑，写下“百年好合”四字，还补了一句：“忙完，到家里坐坐。”郭明心里欢喜，回去便和新娘丁寒梅商量——首长开口，哪能不去？两口子决定挑一个礼拜六上门道谢。
丁寒梅以前在天津当小学教员，没见过元帅，心里既敬畏又好奇。她对丈夫说：“元帅府该是红墙绿瓦、岗哨林立吧？”郭明憋着笑，没接茬，只说：“去了就知道。”
约定的上午九点，郭明穿了件熨得笔挺的呢子军服，丁寒梅换上一套浅蓝旗袍。两人出门时，邻居婶子打趣：“去见大人物呀？”丁寒梅点头，脸上挂满期待。出租车一路穿过宽阔的长安街，却在胡同口停下。丁寒梅探头：“怎么进胡同了？”郭明轻描淡写：“近。”
胡同深处地面凹凸，铺着碎石，旗袍下摆时不时扫到灰。丁寒梅愈发疑惑，这里看不见警卫，也没有门岗。她暗暗揣测，也许是走后门？拐过最后一个弯，一座青砖小院映入眼帘，灰瓦、木门、窗框上漆皮卷曲。门旁斜倚着一把铁锹，上面沾着昨日翻土未抖落的泥。
郭明上前按了门铃。咯噔一声后，门内走出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上衣，脚下布鞋发白。老人笑着推开门：“来了？快进来。”声音和煦，听不出半点架子。丁寒梅瞥一眼，认定是看门的勤务员，便大步跨过门槛，只随口回了一句“您辛苦”，紧跟着就往院里张望。
郭明心里一紧，伸手拉住妻子，小声急道：“你咋回事？见了首长不问好？”话音落地，丁寒梅一愣：原来守门的也叫首长？她忙转身，冲老人轻轻鞠躬：“首长好。”说完又抬脚往里走，显然还没明白。
见状，郭明干脆把妻子拉到身旁，指着老人郑重介绍：“这就是徐向前元帅。”丁寒梅的眼睛瞬间睁圆，脸颊腾地泛红，急忙再鞠躬，声音都有些发颤：“元帅，对不起，我——”徐向前摆手，哈哈笑：“客气啥？要不是这身旧衣裳，倒显得假了。”
院子不大，东屋是书房，西屋摆了两张竹椅，墙上一幅“勤俭二字值千金”毛笔字苍劲有力。炊烟正从后灶升起，浓郁面香飘出来。徐向前招呼二人落座，自个儿提壶倒茶。杯子是搪瓷的，口沿微缺，他看见丁寒梅的目光，随口解释：“摔坏了，可还能用，扔了可惜。”
郭明从入伍起就听说徐帅节俭，真正见识还是跟班以后。元帅的皮鞋后跟磨平了，也舍不得换，说只要钉上一块橡胶还能穿。今天妻子撞见这一幕，他反而放了心：这比自己说教有效多了。
短暂寒暄后，丁寒梅开始放松。谈话间，她忍不住问：“您每天工作那么忙，怎么住这里？”徐向前笑着捋了捋灰白眉毛：“闹市里住大房子，不方便，也没必要。睡觉一张床，吃饭一碗菜，够了。”他说得稀松平常，却让年轻夫妻听得动容。
不一会儿，勤务员端来简单的午饭：一碗小米粥、两盘家常菜、几只馒头。徐向前见两人拘谨，又夹了块炖豆腐放到丁寒梅碗里：“尝尝，咱老乡带来的黄豆，香。”说着举筷自顾自地吃，一点不摆架子。丁寒梅尝了一口，心里却酸酸的：原来榜样是这般模样。
饭后，徐向前带两人到书房。墙角堆着一摞旧报纸，中间压着一个写满红字的本子——那是他读完文件后的批注。丁寒梅翻到一页，上端写着“节约即是增产”七个大字；旁边用铅笔划了重重的底线。她偷偷瞧了瞧老人，他正戴着老花镜批文件，眉宇间专注平和。
临别前，徐向前把一本《论持久战》递给郭明：“抽空再读读，别光顾着过小日子。”又从抽屉摸出两张戏票塞到丁寒梅手里：“去长安大戏院听一回京腔，别老闷在屋里。”夫妻俩连声道谢。走到门口时，徐向前挥手：“小郭，回头多带她来坐坐，家里没有排场，但茶水管够。”
出了胡同，阳光正好。丁寒梅捧着戏票，却半晌没说话。郭明问：“咋了？”她低声答：“今天上了宝贵一课，比在学校听一学期还管用。”那一刻，狭窄胡同似乎也变得宽敞了些，春风拂面，带着淡淡槐花香。
此后多年，郭明夫妇逢人提起初访元帅府的尴尬，都忍不住自嘲一笑。然而在心底，他们始终记得一位身穿蓝布旧衣、谈笑间满怀家国情怀的老人，以及那六个字：朴素是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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