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回忆录，《依昔》写的是江苏宝应，写的是文学评论家、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史，亦是复杂与单纯交织、阳光与阴霾同在的生命史。“六年的插队生涯让我将自己绑缚在那片广袤的乡村土地上，那里是产生悲剧画面的土地，却也深深地根植在我对那片土地的深情之中。”若要给《依昔》寻找一个关键词，“深情”可谓当仁不让。
不美化，是丁帆描摹风景、展示风俗与风情的前提。而后细细书写，尽量不漏掉任意点滴。真实是他的创作的最高律令。如河流般流淌的深情，即源于真实。
不管处境如何，成长都是少年生命的关键词。农闲与下雨的时候，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当编辑的婶婶不断寄来文学作品，让他在油灯下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连父母让带来的《农村医疗手册》都被他一字一句读完了。对别人来讲，不出工、不干活是休息；对他来讲，最好最愉悦的休息方式则是阅读。让灵魂在甘霖滋润心田时逐渐健壮。因为着急、在意于此，才有狠狠的拍与怒怒的骂。到宝应县城新华书店，看到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他要求大辫子姑娘拿书给他，对方却转身给了边上戴着眼镜、梳着二分头的文化人。他气得拍柜台与她理论。姑娘说，怕你把书弄脏了。他怒火中烧，狠狠将十元人民币拍在柜台上，骂了一句，狗眼看人低！我是农民，我就不能看书？
这样的书写，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身在其中的细细观察与铭记。因为有过这些经历，他才得以成为今日之丁帆。细数迢遥的生命来路，这些细节的密密缝制不可谓不重要。
在书中，丁帆多次表达自己不是画家的遗憾。话虽如此，凭着他的文字，一帧帧风景、一个个画面早已跃动在纸页上。田地、水面、树丛、小船、河汊、湖泊，统统都是风景。但是，丁帆笔下的风景，绝不局限于此。人，许多的人，形形色色处境各异的人，才是他笔下最永恒、最发人深思、最让人留恋的风景。于《割麦人》中，丁帆写道：“风景是美丽的，无论是抽象的表现，还是形象的再现，只需观看者能够意会其中的奥秘，找到心灵的停泊地，那就是好作品。”这句话，放在村庄的人们身上也是合宜的。对地处苏北水乡的宝应人来讲，去一趟周边公社所在的乡镇，算是奢侈的事。能够去二三百里外的世界看一看，在船上即便烧饭浆衣也是轻松的，一路风景一路笑声，比过年还让人期盼。一路忙碌且一路悠闲，每一帧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这本书中，丁帆常常拿现实之景与艺术之景进行比较。一连几天大雨，打麦场上的许多麦子还没脱粒就开始发芽，这样的麦子粮管所不会收。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在灶间忙碌起来，把烘干的麦子揉搓下来，用筛子筛掉麦芒。这些大姑娘小媳妇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反观库尔贝的名作《筛麦的女人》中，女人的面庞是美丽的，身材是丰满修长的，衣着可谓鲜亮，浑身上下充满活力。两天一夜的时间里，只睡四个小时的丁帆，愣是用36个小时读完四卷本《红楼梦》，读得鼻孔熏满洋油烟，满眼眼屎。念及这段短暂的快意时光，丁帆便想起“烛光画家”拉图尔画作《圣杰罗读书》，在光影明暗对比中，充分摹写出圣杰罗专注痴迷之神情。有时候，艺术与现实相仿；有时候，艺术与现实反差甚巨，甚至背道而驰。于此，艺术是一面镜子，既可展现艺术之虚构与美化，更可映照现实的凄凉冷峻。
“我是历史的回望者，作为一个曾经留驻在异乡土地上六年，一个‘我们的村庄’里的劳动者和见证者，我写下的文字，将是一幅幅带着‘泥滋味、土气息’的显影长镜头，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画面与我的肉身一同进入焚烧炉，当然，我也不相信它会与我的灵魂一同飞升的神话。”这一番回望，在丁帆这里并非可有可无之举，而是必须写下的存在。铭记它们，把它们镌刻在生命最深处，且通过文字向众人大声宣告，是丁帆肩负使命感之作为。写曾经的宝应，就是写往昔的自我。在那里，丁帆体会过文化的落后与生活的贫穷，感受过民风的质朴与亲切，感悟过人情的寡淡与温暖。他见过、听过、闻过、感受过的一切，无疑为他人生的重新起航注入动力。这一段人生历程，深深影响着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履历。没有宝应，就没有丁帆对乡村风景画的喜爱，就没有他后来对中国乡土小说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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