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90后的艺术工作者。
说得好听，叫“艺术家”；说得难听，就是靠手艺吃饭、在城市夹缝里求生存的年轻人。今年三十有二，画了十几年画，没画出什么大名堂，倒是扛下了一身房贷、一辆车贷，和一个刚学会叫“爸爸”的小人儿。
清明前一周，父亲的电话如期而至。
“今年回来吗？”他问得小心翼翼，像是怕碰碎什么。
我正在画室改一幅商业插画，甲方催了三次，改了八稿，血压都快飙上去了。我头也没抬，说：“回不去，赶稿子。”
父亲沉默了一下，又说：“清明一年就一次，你爷爷坟头的草该拔了……”
“爸，我真的走不开。”我放下笔，压着性子解释，“这个月房贷要还七千八，车贷三千，孩子幼儿园托育费两千五，我不接活，全家喝西北风。”
电话那头，父亲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却像一块石头，沉沉压在我心上。
他没有骂我，只说了一句：“你忙吧。”便挂了电话。
可我分明听见，挂线之前，他低声说了句：“你爷爷生前最疼你……”
那一夜，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妻子哄孩子入睡的轻哼，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的事。爷爷是个木匠，手极巧，却偏偏不会画画。他总笑着说：“我孙子画得比谁都好。”我考上美院那年，他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五千块钱，全是十块、二十块攒下的零钱，带着一股樟木箱子的旧味。他说：“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可后来他走的时候，我却没能赶回去。
那是我大四毕业创作的关键期，导师说，这幅作品关系到一个重要的推荐名额。我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留在学校。母亲在电话里安慰我：“你爷爷走得很安详，他嘱咐我们别告诉你，别耽误你。”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爷爷临终前，一直在喊我的小名。
十年了，我每年清明都想回去给他磕个头，可十年里，真正回去的只有两次——一次毕业，一次结婚。
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们这代年轻人，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三十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压着一堆债。艺术听着浪漫，可浪漫填不饱肚子。我接商业插画、做设计、教小孩画画，什么活都接，只为月底能填平那张房贷还款单。公司效益不好，去年裁了一批人，我侥幸留下，便再也不敢轻易请假。
清明三天假，来回路上就要两天，在家待不足一日。路费、油费、误工费，加起来大几千。这笔钱，够女儿喝两个月奶粉，够母亲买三个月降压药。
这笔账我不敢细算，算多了，只觉得自己心酸又无力。
有人说我忘本，说我没人情味。可我想问，什么是本？什么是孝？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省吃俭用，每月按时给家里寄钱；去年父亲住院，我连夜凑了两万块打回去。这些，难道不算孝？
可父亲想要的，偏偏是那份仪式感——要我站在爷爷坟前，亲手烧几张纸，认认真真磕三个头。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做不到。
前几天，我在画室画了一幅小画。画里是老家的山，山脚下一条弯弯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个模糊的人影。画着画着，眼泪就掉了下来。那个人是我，走了三十年，却始终走不回故乡。
有人说，“孝生不孝死”。我越来越信这句话。
老人在世时，尽心照料、嘘寒问暖，比什么都重要。等他们百年之后，我一定会回去扫墓，年年都去。可现在，身不由己，只能说一声抱歉。
清明节那天，我会在画室点一炷香，朝着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三个躬。
我知道这远远不够，可这是我眼下唯一能做的。
爷爷，您在天上看着，孙子从没忘记您。只是人间路太难走，您再等等我。
等我把债还完，等我把孩子养大，等我攒够一身轻松，我一定回去。
给您磕头，赔罪。
说话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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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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