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清晨，黄浦江面雾气未散，吴淞口的岗哨却已拉响警铃——夜空里一架敌机投下降落伞包裹。守备官兵冲到落点，却只抬回两具冰冷遗体。此事刚传进公安17师侦察科，副科长吴虎看了一眼现场照片，低声嘀咕：“这俩人是被近距离打死，再空投，鬼才信这是偶然。”一句话点醒旁人——敌人丢下的不是活人，而是一面晃眼的旗子。
许多人对吴虎并不熟。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还是三野某营长。两个月后，淞沪警备区组建，郭化若需要一批懂城市斗争的干将，吴虎因此被调入公安序列。郭政委拍了拍他的肩：“火线上的功劳薄，就先放一放，地下战线缺你这样的人。”转业的手续当晚批下，他的身份随即变成“浦东沿海防区侦察干部”。
情报很快汇集到他的案头：在川沙、南汇一带蹿动的“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不断与海上电台呼应，真正的头目代号“海狼”。与此同时，一位更高层级的联络官即将潜入，名字暂不得知。吴虎决定先放长线，他暗中控制木材厂工人李文达——也就是“海狼”——却对外散布“李文达已伏法”的风声，吊敌人胃口。
三月底，一个不起眼的木船借顺风夜色冲滩。岸上敌哨掩护，八十来号特务持枪推进，看似奔着立足登陆而来。吴虎站在望楼顶上，透过测距镜只说了两个字：“佯动。”果不其然，枪声一停，对方便分散朝芦苇荡后撤，有条不紊。审讯俘虏后，一张写有暗号的药纸让真相逐渐明朗：敌军少将、旧上海“淞沪区长”陆亚尘混在这支队伍里，他的任务是潜伏城中，扶植据点，必要时联系外国领事馆。
吴虎反复琢磨敌我兵力与地形，采取“放线钓鱼”办法：继续不动李文达，却加紧跟踪疑似与陆亚尘接头的情报员李苗首。五月初，李苗首与一个身材矮壮、腋下夹皮包的男子在南市一间小客栈碰头。门外守候的侦察员交出约定暗号，吴虎一挥手，队员们破门而入，三十秒内将两人擒下。皮包里有最新版的敌区潜伏图，还有一封亲笔手令，落款正是陆亚尘。
只剩“海狼”尾巴难割。吴虎索性把审讯结果故意走漏，让木材厂里的李文达以为“双线指挥”体系被破坏殆尽，敌特已无依靠。李文达果然沉不住气，连续三次秘密调动藏枪，将原本潜匿的骨干召来商议“破局”。六月下旬，浦东曹路镇一间废旧布店灯火通宵，吴虎判断时机成熟，下达围捕令。凌晨一点，十六名侦察员分三路突击，屋内二十多人手还没摸到腰间手枪，已被全部摁倒在地。胡肇汉——舞台上《沙家浜》里胡传魁的原型——就在墙角，惊魂未定，抓着褪色皮靴喊道：“怎么就让你们摸进来了？”
审讯揭开了匪患的另一层面。胡肇汉早在抗战中便对新四军杀戮累累，渡江战役后窜至台湾，受训完毕返沪，代号“老板”，专事策反、暗杀。一串名单随之落网：浦汉群、丁兆南、毅景儒……公安部门据此一周内再补抓百余人，连根拔起。
1950年12月1日，苏州体育场公审大会。胡肇汉被宣判死刑，当场执行。会后，群众自发敲锣打鼓，沿街相庆。淞沪警备区作战归档内容显示：公安17师共破获匪特组织13个，毙俘特务三百余名，缴获电台五部、枪支二百七十支，情报资料数麻袋。郭化若在呈送军委的报告里，用墨笔补了两行：“此役核心人物：公安17师侦察科长吴虎，值得嘉奖。”
1956年1月，毛主席南下视察。小雨淅沥，主席在车上提起往事：“上海的特务清得快，是哪位侦察科长立的功？”郭化若答：“吴虎，原野战军营长。”毛主席点头：“好苗子。现在敌对势力还在，侦察线不可松。要让他带带新人，别让经验断档。”
当年春天，吴虎奉调浙江，再转南京军区。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离休，存档材料记载，他先后培训侦察骨干两千余人，多数成了各省市公安、边防、军保战线的骨干。若再翻开那本厚重的破案簿，会发现无数密密麻麻的批注，只留了短短一句自评——“胜在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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