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末，南京的梧桐叶刚黄，哲学系教研室里灯火通明。三十八岁的胡福明伏案批改作业，偶尔抬头望向窗外——“再迟疑，历史就要错过机会。”这是他那段日子里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彼时，“两个凡是”已在社会上层层加码，许多同行选择沉默，他却在默默搜集资料，准备对“真理”二字来一次彻夜长谈。

回望他的求学路，北大新闻系的扎实训练给予敏锐的嗅觉，复又在人民大学哲学班淬火，两地师长的教诲让他习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审视现实。按当时的惯例，读研后留京水到渠成，可因眷顾妻子的工作，他执意南下南京大学。看似偶然的抉择，却让他站在了后来风暴的第一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政治空气悄然疏朗，却未真正破冰。课堂上，学生们频频提问：什么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教室外，社会上对历史遗留问题争论不休。胡福明心底压着沉甸甸的疑问：革命何以走到今天，理论武器却被禁锢？

1977年春节前夕，他在宿舍整理旧笔记，翻到毛泽东1957年讲话中的一句话——“实践检验真理”。那一刻，他猛地坐直，意识到钥匙或许就在这里。夜半写下十来个问题：实践的范围、标准与界限，一一列出。有人听见他走廊踱步，问：“胡老师，又失眠？”他轻声答：“思路太闹腾，得让它们安静下来。”

南京大学当月下达新学期教学计划，他仍必须备课、批改论文。白天授课，夜里进图书馆，整整一个月浏览了上百篇中外哲学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实践与认识的段落被反复抄录。短句、长句、批注挤满了小方格笔记本，灯泡忽明忽暗，他干脆把书挪到走廊台阶上继续读。

3月初，他拟定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题里加“唯一”二字，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写上。因为若不绝对化，很难击中要害。眼看妻子因胃病住院，他把草稿塞进布包，白天陪护，夜里守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续写。昏黄灯光下，稿纸沙沙作响，护士推门时，他随手压住稿子，生怕走漏风声。

7月盛暑，他关在家中一周，完成八千字初稿，又连改三遍。自知分量沉重，他甚至找出文革时期被抄家的旧木箱，准备把写好的稿纸锁进箱底。有人邀他去秦淮河乘凉，他婉拒，只道“还有个急事”。修改到第四夜，他停笔握拳：若文章见报，必然触动积尘十年的铁闸；若遭反击，坐牢也得认。

思来想去，他把终稿装入牛皮信封，寄往北京《光明日报》哲学组，署名“胡福明”。信封贴好前，他在封底默念一句：“事已至此，成败听之。”邮筒吞下信件，南京城的蝉声正盛，他却感觉天气格外冷。

秋去冬来，回音杳无。1978年1月的一封挂号信终于打破沉默。编辑王强华建议“语气再平和些”，信尾却加注：“望赐修订，事关重大。”这让胡福明敏锐地嗅到不同寻常的气味——正面讨论真理标准也许已得到更高层的关注。接下来三个月，他在南京与北京之间往返，文字一遍遍打磨，尖锐处不退，论证处更实。

4月下旬的一场小型研讨会，把他与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编辑、部分理论工作者汇至京城。杨西光摊开稿纸，开场白简短：“这不只是文章，是一把手术刀。请诸位斟酌刀口深浅。”会上，有人担忧触碰“禁区”，也有人提出“锋刃不够”。胡福明沉声说：“刀口既开，便不留余地。”

5月11日清晨，《光明日报》头版左上方，以特大号铅字刊出终审稿。题目里那一抹“唯一”加粗格外醒目。北京新华门里外的气氛瞬息紧张，赞同与反对的电报像雪片飞向报社。短短数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理论界、部队、大专院校掀起讨论潮。

指责同样猛烈。汪东兴在济南军区座谈会上沉声说道：“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这篇东西是砍旗之作！”会场一阵沉默，随后有人跟风附和，也有人暗中较劲。尽管如此，更多报刊投入到对“两个凡是”的质疑，真理标准大讨论迅速升温，甚至蔓延到科研、文学、经济管理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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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不应有任何理论禁区，实践和群众才是最终的裁判”，几乎为讨论定调。消息传回院校，很多教师在黑板上写下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堂里再无人畏首畏尾。

11月11日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汪东兴在会上表示“两个凡是”确有不足，思想枷锁就此松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给了民众一个清晰信号：改革大门必将打开。

这一连串历史坐标，在当代依旧清晰可辨：1975年秋的伏案深夜，1978年5月11日的报纸号外，12月18日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胡福明悄悄把自己那只旧木箱子拆掉，木板被他劈成了小凳。在南京大学新落成的图书馆门口，那张小凳静静靠墙，成为学生们口口相传的“真理之椅”。有人说，这把凳子见证了一篇文章如何点亮时代，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把个人安危放在次要位置的决断，也见证了中国走向新航程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