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傍晚，鸭绿江畔吹来的寒风刮得人睁不开眼。云山外围一线阵地上，志愿军第116师的尖刀连已经把美军第1骑兵师的前沿哨所咬得死死的。连长低声嘟囔一句：“兄弟们，十分钟解决！”冲锋号随后撕开夜幕——这一仗，直接把云山写进了世界步兵教科书，也把“116师”三个字刻进了对手的噩梦。很多人好奇，这支部队到底有怎样的根底？答案要一直追溯到大西北黄土高原，追溯到红军时期那支名为“红26军”的队伍。
时间回拨到1931年冬。黄河岸边结了薄冰，阎红彦带着晋西游击大队跨河北上，与刘志丹在南梁一握手，两支队伍很快合流，打出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旗号。那会儿队伍人数加起来不过四百，可刘志丹一句“人少心要齐，地广胆得大”说出了核心要义。1932年2月，部队改称“陕甘游击队”，开始在渭河以北撒下第一批革命火种。短短十个月，高地、村镇、山道上插满了自制红旗，西北革命的地图正悄悄成型。
同年12月，“红26军”番号正式亮相。别看“军”字听着气派，事实上满打满算也就一个团，番号42师2团。即便如此，这一纸命令给陕甘根据地注入了凝聚力。谢子长、高岗、阎红彦陆续担任过指挥职务，但最让战士们服气的还是刘志丹。无论天寒还是夜雨，他总在战前用手指将作战图在沙上划来划去，最后一句“照着干”就算命令。
1933年5月，王明“左”倾路线的阴影笼过来。陕西省委派来特派员杜衡，硬让红26军执行脱离实际的突击计划，结果在绥德遭伏击，部队被迫三路突围，几乎丢了建军根基。刘志丹那时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沉默良久，只说一句：“人还在，旗不能倒。”到11月，一支焕然一新的红26军重返战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枪口依旧冲着敌人。
1934至1935年间，陕北连打三场反“围剿”。第一次，红26军在洛川至甘泉一带连翻七座山头，一口气歼敌三千，多出了两个新团。第二次，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刘志丹带着部队在方圆二十余县拉锯，坚持“织大网、钓大鱼”，俘敌两千，红色政权扩至三十县。第三次，红26军与红27军、红25军合兵，利用陕北丘陵的天然屏障设伏，一举敲掉对方整建制一个团。自此，红15军团在西北站稳脚跟，而这支军团后来化名“八路军344旅”。
抗战全面爆发后，344旅转战华北。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部南下援助新四军，番号一路变成八路军第4纵队4旅、新四军第4师10旅，随即又被并入新四军3师。番号在换，作风没变。江苏盐城、安徽来安县、河南商城，10旅的脚印越踩越深，一结营就喊“明早出发”。
抗战结束，新四军第4师奉命入关东北。1945年10月，10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3师10旅，两个月后又成了二纵5师。师长钟伟在临江打出了成名战——靠山屯伏击。战报送到哈尔滨，东总一句“5师好部队，好作风！”让全师振奋。随后的辽沈战役，5师冲在先锋，锦州一役打得对手阵脚大乱。从那时起，“三猛”——猛打、猛冲、猛追，成了5师乃至后续116师最醒目的标签。
1949年2月，全军番号统一，二纵5师更名为人民解放军第116师，隶属四野39军。解放战争收官阶段，116师在广东剿残敌，在广西围白崇禧，再转海南岛登陆，一气呵成。东北军区后来编写《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时，给116师下了定语：“突击力最强，攻防兼备，野战经验极为丰富。”那段文字最后一句是：“可放心交给他们最硬的骨头。”几年后，这句评语在朝鲜战场得到检验。
1950年10月，116师随志愿军第39军越江作战。云山首战，美军第1骑兵师伤亡千余，战俘数百，华尔街日报当晚的标题写道：第一骑兵团体会到“中国式夜战”。紧接着第二次战役，116师在清川江以西围住美25师，迫使其24团3连全部放下武器，也在平壤城头重新升起了朝鲜国旗。第三次战役的临津江突破更是经典——十分钟夺桥，敌工兵来不及引爆炸药。统计到1951年春，116师累计歼敌两万四千余，创造了抗美援朝期间师旅级部队最高歼敌纪录。
回国后，116师被列入全军首批“十大战备值班师”。1960年代守国门、1970年代修边防，番号几经调整，始终是北国鹰隼。2017年新一轮改革，原79集团军再次整编，116师改编为重型合成116旅，驻守辽宁海城，依旧担起冲锋主业。老兵笑称：“番号缩短，战心不减。”
“红26军的旗帜，116旅的血性”——这句话如今写在旅史馆入口墙面。八十九年过去，从南梁窑洞到云山夜战，再到今日的钢铁方阵，同一条红色脉络未曾中断。倘若把时间轴拉直，会发现每次历史关口都有那支部队的影子。或许，这正是刘志丹当年在黄土地上播种的种子，历经风霜仍可怒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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