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仲夏，陕西三原连日暴雨。雨停后的第一缕晚风吹进云阳镇，黄土气息裹着草香，一辆方孔木轮车吱呀驶过小街。路边窑洞前，一群女宣传队员正借口琴即兴起舞。几位来总部开会的指挥员恰好经过，陈赓先喊了一声“好”，众人纷纷驻足。有意思的是，最安静的那个人反而看得最专注——这是时年二十六岁的红二师政委萧华。
陈赓熟门熟路地与姑娘们打趣，还爽快允诺“给你们找辆汽车送延安”，惹得众人哄笑。萧华却只在旁轻声一句“别难为人家了”。跳舞的王新兰抬头，对这位个子不高、眉目坚定的江西籍军官产生了好感，只是她并未多想，毕竟几天后就得动身去延安“红大”学习。
修往延安的公路却因洪水受损迟迟不通，宣传队临时借住镇口老乡院子。云阳不大，走几步就能碰见熟面孔。黄昏里，王新兰偶尔带队员唱苏联民歌，萧华往往远远听见，便借口“散步”绕过来。起初只是战事、理想，谈多了，话题里开始出现未来与家庭。对方爽朗的笑声让久经沙场的政委心弦震颤，他一次次想表白，却又止于“革命者应当把全部热情献给民族”的自我告诫。
陈赓看出端倪，暗暗怂恿萧华：“心里有火种，别捂灭。”萧华却摇头苦笑：“枪林弹雨里冲得上，碰到姑娘反倒退缩。”陈赓故作夸张地摊手：“那就找大首长。”几句玩笑，却像击鼓催花，将矛盾推到临界点。
八月底，道路抢修完毕，陈赓真的弄来一辆旧福特。车一到云阳，离别变得具体。萧华急得寝食难安，最终鼓起勇气直奔115师政委罗荣桓窑洞，“罗政委，我……能不能劳您跑一趟？”老政委摘下眼镜，静听他的断断续续：“您替我问一句，她……究竟愿不愿意？”
翌晨，罗荣桓将王新兰请到院中。简单寒暄后，他忽地发问：“小王，你喜欢萧华不？”姑娘愣神几秒，随即点头。罗荣桓又追问：“那是喜欢，还是——爱？”一句“爱”如石入湖心，王新兰面颊涨红，低声回答：“我愿意同他一道走下去。”罗荣桓朗声大笑：“那就这样定了。你们的事，我来做主！”
消息传到萧华耳边，他还不敢相信。夜色里，两人在镇外的土岗相见。沉默许久，王新兰轻声道：“罗政委的话算数，我也有话对你说——我愿到115师。”短短一句，胜过千言。萧华紧握她的手，只说了两个字：“谢谢。”远处窑洞灯光摇曳，照着两道年轻身影。
分别仍旧不可避免。王新兰启程，口袋里多了萧华托付的几封介绍信：“到延安后找罗瑞卿、刘亚楼，他们会照顾你。”汽车冒着黑烟北去，萧华立在尘土中目送，直至尾灯成一点红星。
延安的窑洞冬冷夏凉，王新兰一边在抗大进修，一边到新华社国际电台实习。七月傍晚的延河边，她同女伴哼起民歌，不想碰见散步的毛泽东。领袖挥手招呼：“唱歌的小同志，你就是王新兰吧？听说你和萧华处得不错？”一句话让她又惊又喜。毛泽东随即逗趣：“萧华快去渤海了，小心被日本姑娘抢走哟。”见姑娘急得脸红，毛泽东笑着承诺：“给他捎封电报，让他等你。”
电报发到晋东，总部灯下，萧华沉吟良久提笔回复：“国难当头，个人事缓办。”他依旧把前线任务置于首位。王新兰理解得很，她忙于学习和值班，却每日在日记里写一行小字：“今日编码三百条，盼早聚。”
时间翻到1939年深秋。太行山初雪，萧华部队驻地迎来一支小分队。尘土未褪，王新兰在山脚看见那熟悉身影，几步奔上前。两人对视，未及开口，已泪光盈眶。汽车的约定、罗荣桓的盘问、毛泽东的笑语，都在这一刻化作简单的一句：“同志，好久不见。”
部队将窑洞收拾一新，放下两床行军被，木箱上压着一本新华字典——当作结婚证书的封面。没有盛大仪式，没有礼服戒指，只有战友用缴获的日军染缸染出的大红被面和弹壳削就的烛台。窑洞外，风雪夹着远处机枪声，窑洞里，王新兰低头整理军帽，萧华系紧皮腰带，两人相视一笑，心里都明白：前面依旧是枪火，但身旁已有人并肩。
婚书由八路军总部档案科存档，落款日期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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