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他穿着将军服，被授少将军衔，回家却对妻子说：我地位太高了|军服|军衔|少将|萧华|龚全珍

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多少人盼着将星加身，这位老哥倒好，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参加完授衔仪式，转身回家就对着老婆说，组织给我的荣誉地位太高了，我配不上。

这不是凡尔赛玩套路，人家是真的要撂挑子回农村种地，你说离谱不离谱？这位就是甘祖昌，咱们新中国的开国少将，说到真的做到，没多久就带着一家老小回了江西老家当农民。

他想回老家种地，不是一时兴起闹脾气，那是早早就打定了主意。早年他跟着红军闹革命，南泥湾大生产他扎根田间，解放大西北他在后勤扛着重任，进疆之后当后勤部部长，那时候新疆刚稳定，二十多万人等着吃饭，部队存粮只够半个月，骡马饲料都快断供了。

他二话不说，带了一组人配着五个少数民族翻译，骑马往冰雪覆盖的北疆摸情况，最后拿出用牧区羊毛换粮食日用品的法子，一下子就解决了二十多万人的吃饭难题，稳住了新疆的局势。

谁能想到，他正为建设新疆日夜忙活的时候，意外找上门来。1952年春天，他坐车去郊区检查工作，必经的木桥突然塌了，连人带车翻进湍急的河里。

他被撞得伤势极重，上唇撕成三瓣下颌脱位，救过来之后外伤好了，却留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加上之前战争年代脑部受过两次枪伤，之后他经常头昏脑涨，好几次直接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组织心疼他，强行安排他去内地疗养，还要在乌鲁木齐郊区给他盖新房子休养，他说啥都不肯答应。他说我没给党做多少工作，比起牺牲的战友已经够幸福了，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不如让我回老家务农，还能给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

评级授衔的时候，组织给他批了准军级，后来又授少将军衔，他心里越发不安，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降低军衔，这事说出来真的没几个人能做到。

刚结婚那会，老婆龚全珍受好朋友所托，找他通融一件小事。朋友想在军人服务社买表，听说后勤部的人买表能减税，只要甘祖昌写个条子就能便宜几十块，龚全珍已经答应了人家，只能硬着头皮跟丈夫开口。

谁知道甘祖昌当场就发了火，说这是原则问题，减税是国家的规定，怎么能随便走后门，这个条子我不写，你这事本来就不该管。龚全珍当时挺尴尬，后来也想通了，打心底里更敬重这位只讲原则不讲面子的丈夫。

从1955年授衔开始，他前前后后三次给组织打报告申请解甲归田，一直到1957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去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跟萧华提申请。

萧华劝他，你这身体状况，回乡能活过六十岁吗？他说我就是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才想趁手脚还能动，回老家给乡亲们多做点事，最后组织拗不过他，终于批了申请。龚全珍知道后，立马辞掉了自己在新疆的工作，收拾东西跟着丈夫就走，她说既然嫁了他，自然要同命运共患难，没什么好多考虑的。

动身回乡的时候，他为了给国家省差旅费，把所有行李精简成三个箱子三个麻袋，却特意带了八笼子活物，六头约克猪，十五对安哥拉兔，十五只来亨鸡，全都是新疆的优良品种，说要带回去给老家发展养殖业。

到了老家，乡亲们都看傻了，说你当年穿着草鞋从村里走出去当红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当上将军，怎么又打赤脚回村里种田，这么多年的仗不是白打了吗？他哈哈一笑，说我们革命是为全中国老百姓打江山，不是为自己谋荣华富贵，怎么会白打。

回乡之后他真就扎下根当农民，从穿皮鞋的将军变成了天天泡在田里的赤脚老农。那时候沿背村的耕地大多是低产的冬水田，他带着乡亲挖地下水道排污水，改完之后粮食亩产直接涨了五成，他还因此被中科院江西分院聘为研究员，参加过三次江西省农业大会。

后来他听说清江县农科所有个叫“清江早”的早熟稻种，种完刚好能接晚稻，能多产不少粮食，立马带着技术员去买，技术员说要找县委派车，他说七八里路而已，走着去就行，别给人添麻烦。那天下雨泥巴沾满了布鞋，他直接脱了鞋提在手上走，年轻的技术员怎么都没法把这个赤脚老头和开国少将联系到一块。

他对家人要求格外严，半点儿特殊都不给沾，几个孩子从小就要干农活，打赤脚捡粪割草，跟普通农家孩子一模一样。

大儿子从老家去新疆找他，想要个轻松的工作，他直接说你二十多了，去工厂打铁锻炼，大儿子做了半年实在扛不住，才安排去学开拖拉机。大女儿符合招兵条件，写信让他打招呼，直接被他骂了一顿，后来女儿靠自己的本事入选，他才放下心。

甘祖昌回乡几十年，每个月工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拿来帮乡亲买化肥、修水利、建校舍、扶贫救困，几十年下来捐了八万多块。

八十多岁病重的时候，他执意住在老家条件简陋的县医院，新疆军区的领导来看他，说要给他在南昌盖房子养老，他婉言拒绝，说我已经八十多了，能给国家省一点是一点，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四化建设。弥留之际，他嘴里还念着要把工资剩下的部分都拿来支援农业，不要给自己盖房子。他给孩子们留下的遗产，只有三枚闪亮的勋章和几张井冈山时期的苏区纸币，这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