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其余另外四家医院报予警方的案件也都是在去年年底发生的，仁济医院是12月25日，第六人民医院是12月27日，广慈医院是12月29日，铁路局中心医院是12月30日。跟宏仁医院、公济医院一样，四家医院的案子都是在内科单人病房发生的。受害人自然也都是有钱阶层，或是资本家，其中一位是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系北洋政府一个官员的老母。四个案子中，有三起案发时都有看护在场。
犯罪嫌疑人的人数、性别和模样装扮，跟1月2日凌晨公济医院住院病员赵某所见一致。其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冒充医生查房，借跟病人接触的机会下手，可能由于在场的看护都没瞌睡，在病床一侧待着准备照应，案犯没机会使用麻药，只是把病员马诤、凌秀木、乐叹焰放在床头柜上或者抽斗里的手表顺走了，那个旧官僚的八旬老母任氏则损失了一枚戒指。
至于没报案的原因，三个手表被顺走的男性病人，当时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遭窃——住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旁边有专职看护小姐日夜陪伴居然还会失窃，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们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所以，他们都是在第二天上午方才发现的。
第六人民医院单人病房的病员资本家马诤正因入院前交上去的“坦白认罪书”，手表不翼而飞，肯定会涉及到医院的医生、护士、看护，他由于根本就不敢吭声。隔了一天，主任医生带着一群来院进修的见习军医查房，他向人家陈述病情时提及，7日凌晨有医生查房，内科主任却发现此次查房并无记录，觉得蹊跷，继续追问，马老板方才说了失窃手表之事。
那个老太太是隔了两天家属来探望时发现没了戒指的，铁路局中心医院保卫科闻讯前来排查，这才倒查出有人冒充医生深夜查房，但由于老太太本人和家属坚持认为“破财消灾”不愿报案，也就不了了之，只是在元旦后保卫科长去分局参加例行治安通报会时才说了说。三个失窃手表的病员所住医院的保卫科，则是想维护医院的声誉，因为失窃人没说要报案，也就只是作为“个别情况”向派出所或者分局说了下。现在，这五起盗劫案件到了专案组手里。
市公安局在汇总所有案件之后，作出串案并侦决定，考虑到工作量肯定增加，市局就给专案组配备了四名警校实习生。这样，专案组就有了九名警察，紧接着，专案组长伍岳生就让新来的四位实习警察去和这五位苦主郎可人、马诤、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当面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再研究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其中宏仁医院已有介绍，其余四家情况也差不多。其中广慈医院系教会医院，1952年，仁济医院由华东卫生部接办，改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广慈医院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前身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清末创办的“西人隔离医院”， 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定名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至于铁路局中心医院，解放后被市军管会接收，于1950年8月改名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
当时，按照医生的医疗方案，那五个病人原本还得住几天的，但发生了这等事，家属就让患者出院或者转院了。因此现场已经破坏，警察又走访了医院门卫和住院病友，也没有收获。一番调查下来，天早已黑了。
汇总调查结果，只是知晓了五名苦主失窃财物的详细信息。住宏仁医院的那位中年富孀郎可人，是挨了麻药袭击的，所佩戴的戒指、手镯项链、手表都被案犯摘走了，压在枕头下的坤包也被拎走，内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现在的150块）。郎可人还告诉刑警，她钱包里的钞票是入院那天特地去银行取的，是连号新币。马诤、凌秀木、乐焰、任佩玉四位苦主也提供了他们遭盗劫的首饰、手表的品牌、式样。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基本认定这前后六宗案件均是由元月2日凌晨出现在公济医院那一男一女两个案犯所作。然后，勾画出了两个案犯的以下基本特点：
从他们对犯罪场所的选择（单人病房）、对医院的作息时间的了解（避开真医生）和对医院环境的熟悉（万一发现，可以顺利滑脚溜走）程度推断，这两个男女很可能有过跟医院较长时间接触的经验。这种“接触”，可能是曾从事甚至目前仍在从事医务工作，也可能是有过较长时间的住院或在医院陪护病人的经历。
不过，前者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男案犯毕竟仅仅是在外观上像医务人员，据后四家医院的苦主和看护所述，那个男子以查房之名进来后，不过是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另外问了一两句类似“您感觉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举止即使外行也是能够做到的。
从受害者和目击者所反映的案犯的言行事止以及气质来分析，他们应该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成是从事当时社会上所说的“体面工作”，另外，有受害者和目击者回忆起，四人所穿的白大褂上都印有医院字样，但并非是某某医院，而是“医”字和编号（比如“医—0093”），经了解，这是医院解放前制作的老式医护人员工作服，解放后有的医院仍旧使用这种白大耕，有的虽已经改成“某某医院”字样，但旧式白大褂还是有不少医护人员在穿。案发后，相关医院在内部进行了排查，各科室都报称并未有人遗失白大褂。
案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他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作案时肯定会留下指纹，所以戴上了手套，为尽可能隐藏自己的面容，他们“合理地”使用了医用口單。另外，据留意到他们进出现场的公济医院门卫反映，他们进出医院时，至少在门卫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内保持步行，以避免因为使用机动车或者自行车而留下后患。
上述案件中，他们都进退自如，没向人打听就直接进入现场，这说明他们要么之前曾“接触过”作案医院，要么事先进行了精准踩点。尽管如此，但刑警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作案老道，因为拥有他们这样的作案手法，如果在上海解放前治安混乱的时候，应该可以制造对受害者来说财产损失更大的案件，比如暗算有钱人，比如进入酒吧舞厅饭店，两人互相配合着对主顾实施盗劫。因此，警方推断，案犯的反侦查意识很有可能来侦探小说。这跟上面关于他们“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估断也相符。
可由于目前未能掌握具有突破可能的线索，警方只能采取“撒网”方式进行调查：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对相关医院供职的与两案犯性别、年龄、身高等条件相符的医务人员进行查摸，重点是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三是跟市卫生局联系，请求提供各医院近几年退职或实习医生、护土的资料。
另外，警方通过市卫生局向全市各医院发出通知，以防案犯再次作案。随即上海市卫生局连夜向全市所有有单人病房的医院发出电话通知，第二天又以书面形式向全市所有医院发出了防范通知。
1月3日，专案组全组出动，五名刑警、四名实习警员分头进行调查。
当天中午，赃物布控这一路调查就有了发现。刑警宋萃才和实习警员邱卯生两人在完成了对南京路、淮海路上有收购旧钟表业务的商店的走访之后，来到沙市路中央商场一家小吃店用了简单的午餐，接着开始走访中央商场内的钟表店铺。他们刚走访第一家小店铺竟然就有了收获。
这家店铺名唤“标准钟”，只有一间不到三米的门面。店主就是修钟表的夏师傅，老夏四十多岁，今天上午因为家里有事小铺子没开门，刑警过来前不到十五分钟才赶到，开门后已经做成了一笔生意，一下子收购了五块手表，想不到是。手表正是专案组此刻正在调查的“盗劫案”中五名苦主失窃的手表！
老夏因为上午没来中央商场，因此错过了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派出的落实市局布控赃物通知的民警。那民警在中央商场一开门就抵达了，商场里设摊的二十多家钟表铺一一通知到，单单在“标准钟”扑了个空，那就只好请其周边商铺的店主转告了。也真是无巧不巧，老夏赶到时，负责转告的那位店主吃过午饭正在打盹儿，老夏也就暂时不知道布控的事儿，忙着开门准备做买卖，没想到他前脚开门，后脚就有人来出让手表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块，只能说的巧合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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