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杨树沟生产队的苞米刚收完，晒场里全是金黄的玉米棒，35岁的五叔还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光棍。五叔本名杨德厚，十五岁丧父，伺候生病的奶奶七年，耽误了最佳成家年纪，家里只有三间漏雨的土坯房，嘴笨不会说话，相亲几回都没成，村里人都觉得他要打一辈子光棍。他独自种六亩地，养两只鸡，日子过得冷清又单调，队里开会他总躲在最后，从不跟人扎堆聊家常，心里其实一直盼着有个家。这天他从地里扛锄头回家，院门口蹲着邻村的周桂兰，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是堂嫂早前跟他提过的寡妇，男人修水渠离世，婆家娘家都容不下她，实在走投无路，主动找上门来。

五叔起初以为是讨饭的，听清来意后，半天没说出话，只是赶紧把娘俩领进屋，拿出仅有的白面擀面条，又切了腌萝卜招待。周桂兰直言自己带俩孩子是负担，能吃苦干活，愿意留下过日子，不行就立马走。五叔看着怯生生的孩子，又想想自己孤苦的日子，没多想就说了“留下吧”。这事很快传遍全村，闲言碎语不少，有人说他捡现成的，有人笑话他娶带娃寡妇，五叔全不在意，反倒觉得家里终于有了烟火气。周桂兰勤快能干，第二天就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糊窗户、刷灶台、码柴火，冷清的土房一下子有了家的样子，五叔看在眼里，心里暖烘烘的，当晚躺在床上，笑着一宿没合眼。

日子过起来，难处也跟着来，五叔一个人的工分要养四口人，口粮根本不够吃，大儿子石头到了上学年纪，可两人没登记结婚，孩子户口迁不过来，学籍没法转，上学的事卡了壳。五叔没文化，跑大队找会计都被拒，急得睡不着觉，他知道名不正言不顺难办事，便求着我爹帮忙跑公社，得知只要登记结婚就能解决户口和上学问题，可周桂兰前夫家不肯配合盖章迁户口。五叔没退缩，揣着攒了大半年的二十块钱和粮票，走二十多里山路去找前夫家人，低声下气求人，磨了半天终于拿到盖章。他连夜走山路回家，鞋底都磨破了，却一点不觉得累，他说自己孤了三十五年，现在有了家人，再苦再难都值得，这也是那个年代，底层普通人对家的最朴素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