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袋肉干放在我手里的时候，还带着热气。
钟大姐站在门口，围裙没解，手上还沾着深褐色的汁水，笑着说：
"自己做的，费了两天工夫，你尝尝。"
我捏了一块放进嘴里，又柴又咸，腥气直往喉咙里钻。
我强撑着咽下去，挤出一个笑脸说："好吃，谢谢钟大姐。"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转身下楼，脚步很轻，像是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袋肉干，在心里默默打定了主意——等会儿喂猫。
那个时候我绝对想不到，五个月后，楼下花坛那片土地会寸草不生。
我更想不到，物业老陈用铁锹往下挖了四十公分之后，会放下工具，退后两步，然后打了一个让整栋楼都变了天的电话。
特警来的那天，我正在上班，是同事打电话告诉我的，说锦河苑7栋被封了，黄色警戒线拉了一圈又一圈。
我当时愣在收银台前，半天没动。
心里有个声音慢慢浮上来，把我堵得说不出话——
那些肉干，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2003年的秋天来得早。
九月底，南方那座叫清江市的中型城市就已经开始降温了。
早晚穿外套，白天还能穿短袖，这种不上不下的天气让人心里也跟着浮躁。
锦河苑是清江市老城区的一个居民小区，7栋楼建于1992年，外墙已经斑驳。
楼道里的灯泡经常坏，物业换了又换。
最近这两年是姓陈的中年男人在管，大家都叫他老陈。
老陈这个人话不多，但干活实在。
谁家水管漏了、门锁坏了，喊一声他就来，从不推诿，在这栋楼里口碑还算不错。
锦河苑7栋一共六层，每层四户，住的基本都是本地的普通人家。
工人、小商贩、退休老人，也有几户像我一样租房住的外来人员。
楼道里白天经常有孩子跑来跑去。
傍晚会有老人搬把椅子坐在楼门口乘凉，说说街坊闲话，日子过得散漫，又自有一套秩序。
我叫林晓静，那年32岁，在锦河苑7栋504室住了三年。
离婚是两年前的事，没孩子，净身出户，就带着几件衣服搬进了这间租来的单间。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朝南，冬暖夏凉，房东是个老实人，从不乱涨租金。
我在附近大商场的一楼做收银员。
早班七点半上班，下午四点收工，收入不算高，但够用，日子过得紧，但不慌。
离婚之后，我有意识地缩减了自己的社交，不爱热闹，不爱麻烦人，也最怕被人麻烦。
楼道里碰到邻居，点个头就够了，没有多余的话。
一个人过日子，其实也有一个人的好处，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几点睡几点，不用对谁交代，也不用看谁的脸色。
我那时候就这样活着，不快乐，但也不难过，像一潭不流动的水，平静得没有波纹。
钟大姐是502室的，和我住同一层，中间隔着503室。
我搬进来之后就注意到她了。
不是因为她特别显眼，而是因为她声音大，总在楼道里说话，带着一种南方女人特有的爽利劲儿。
她叫钟秀珍，45岁，个子不高，身材略微发福。
脸是那种保养得还算细致的脸，头发常常用一个黑色发夹别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利落。
她丈夫叫刘锦龙，是跑长途运输的，一年到头不在家，偶尔回来待几天就又走了。
锦河苑的人都说刘锦龙是个闲不住的人，外面跑惯了，在家反而坐不住。
两口子感情谈不上多好，但也没什么大矛盾，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
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钟磊，孩子那年读初二，长得沉默，不像他妈，话很少。
我在楼道里碰见他几次，这孩子从来不主动说话，眼神也不和人对视，总是低着头走路，步子很快，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我和钟大姐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那种见面打招呼、不来往的普通邻居。
直到那年九月的某一天，她第一次敲了我的门。
那天是个周四，我早班刚下班回来，脚都还没洗，门就被敲了三下，力道不轻不重，是那种习惯了打招呼的节奏。
我开门，看见钟大姐站在外面，手里端着一个白色瓷碟。
碟子里放着十来块深褐色的肉片，肉干的样子，还带着热气，一股混着五香料的气味扑面而来。
钟大姐笑着开口说：
"自己做的猪肉干，晒了两天，你尝尝，我做多了，一个人吃不完。"
我有点懵，没想到她会突然送东西来。
我伸手接过碟子，捏了一块放进嘴里。
肉干很硬，像是晒得过了头，咬起来费劲。
腥气比我预想的重，咸味过重，舌根发涩，说难吃不至于，但也绝对称不上好。
我把表情管住，对她点点头说："不错，谢谢钟大姐，你有心了。"
她摆摆手说："邻居嘛，客气什么。"
她走了，我回到屋里，把碟子放在窗台上，站了一会儿，往下看。
窗台下面是楼下的花坛，那是一片长方形的绿化带，种着冬青和月季，角落里还有几丛不知名的野草，一到秋天就枯黄成一片。
花坛边上经常蹲着两只流浪猫，一只橘色的，一只花色的，是整栋楼的"公猫"。
谁家剩饭剩菜都往下扔，它们已经吃惯了。
橘猫大一些，性子更野，吃东西不挑，花猫小一圈，总是跟在橘猫后面，等橘猫先吃。
我从窗台上拿起那碟肉干，想了想，掰碎了从窗口撒下去。
两只猫扑上去，吃得很快。
我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感觉。
像是占了便宜，又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转身去洗手，没再多想。
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钟大姐第一次送肉干的三天后，又敲了我的门。
这一次装在一个旧饼干盒里，分量比上次多了将近一倍。
还贴心地在上面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少吃多嚼，对身体好"。
我站在门口，心里有些为难，面上依然笑着收下了。
关上门之后，我打开盒子，又捏了一块尝了尝，还是那个味道，腥中带酸，咸得发苦。
那股腥气是让我最受不了的，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
是一种更原始、更混浊的腥，往喉咙里钻的时候，胃会本能地往上缩。
我叹了口气，走到窗边，把盒子里的肉干一块一块扔下去。
那两只猫今天来得晚，橘猫先到，趴在地上嗅了嗅，然后大口大口地吃。
花猫慢了半拍，在花坛边缘转了一圈，才低头开始吃。
之后的日子，钟大姐送肉干的频率稳定在隔天一次，偶尔连续两天送，偶尔间隔三天。
分量时多时少，容器也不固定，旧饼干盒、塑料袋、铁罐子，什么都有。
我每次接，每次笑，每次说好吃，然后等她走了，从窗口喂猫。
这件事就这样成了我生活里一个奇怪的例行程序，说不上烦，但也说不上高兴。
有时候下班回来，还没进楼道，就在心里算。
今天她送了没有，如果送了放在我门口了，我要怎么处理。
这种算计让我觉得有些疲倦，但又找不到开口拒绝的理由。
毕竟人家是一片好心，哪有嫌邻居热情的道理。
我有一次在商场休息室和同事提起这件事，同事听了哈哈笑，说：
"你直接说你不吃猪肉，信佛，她以后就不送了。"
我想了想，觉得这主意行，但一直没有开口。
每次看见钟大姐端着东西过来，就把这话咽回去，接过来，笑，说谢谢，转身喂猫。
大概是第三周的某一天。
我准备照常喂猫，趴在窗台往下看，发现花坛边只有花猫在，橘猫不见了。
花猫独自趴在花坛边缘，没有进食，也没有走动，就是那么静静地趴着，尾巴偶尔扫一下地面。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只以为橘猫换了地盘，或者被哪家人收留了。
花照旧吃完，抬头望了我一眼，跳进花坛里，消失在月季丛后面。
我关上窗，去做晚饭，锅里的米饭咕嘟咕嘟地响，飘出来的热气让厨房里变得模糊。
我盯着那口锅，脑子里转了一圈。
觉得橘猫不见这件事有点奇怪，但说不清楚奇怪在哪里，就这么搁下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来，在三楼楼道里碰到了501室的张婆婆。
张婆婆是个退休的小学老师，一个人住，快70了，腿脚还利索。
平时爱在楼道里溜达，见人就聊两句，是那种热心但不讨人嫌的老太太。
她这辈子在这栋楼里住了将近三十年，从年轻住到老，楼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但她有一点和那些爱嚼舌根的老人不一样——她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那天她手里提着菜，看见我，压低声音朝我走过来，偏着头说：
"你跟钟老师走得近不近？"
我停下脚步回答说："走得不近，偶尔送我点东西，咋了张婆婆？"
她抿了抿嘴，往楼上望了一眼，又把声音压低了一分，说：
"你少吃她给你的东西。"
我有点懵，问："为啥？"
她摇了摇头，像是后悔说多了，把手里的菜袋子换了个手，低头继续往楼上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但我说不清楚是什么。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转角，脑子里转了几圈。
老太太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钟大姐做东西不干净？还是说她有什么问题？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想了一遍，最后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老人家嘛，可能就是随口一说，或者是和钟大姐有什么过节，借我的嘴发两句牢骚。
但我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想起钟大姐每次送肉干时脸上的笑容，突然觉得那个笑容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我说不出来，就是一种钝钝的、说不清楚的不对劲，像是一个人在笑的时候，眼睛和嘴角没有对上，劲儿没使在一处。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钟大姐。
不是有意窥探，只是会多注意一些细节。
她家里白天经常传出剁肉的声音，沉闷的、有节奏的，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下午，这没什么稀奇，主妇做饭嘛。
但有两次，声音出现在晚上十一点过后。
我躺在床上，清清楚楚地听见隔壁传来的剁肉声。
一下一下，停了又继续，力道很稳。
我侧耳听了几分钟，翻个身，把被子蒙到头上，催眠自己这没什么，可能她睡前习惯备菜，南方女人勤快，很正常。
钟磊我见过几次，每次都在楼道里狭路相逢，这孩子从不主动打招呼，眼神总是往斜下方飘，像是在刻意回避所有人的视线。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四楼楼道碰上。
他从上面下来，我从下面上去，在转角对上了，我本能地笑着说："放学啦。"
他嗯了一声，低着头往旁边避开，从我身边快步走过。
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左脸颊上有一块发黄的淤青。
那种黄是快要消散的颜色，起码已经有七八天了。
我的心里一沉，脑子里转了个念头，但随即又压下去——初中男生打架再正常不过，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句话我后来在心里重复了很多次，像是在说服自己，又像是在开脱自己。
但那块淤青的颜色，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不定时地冒出来，在我脑海里浮一下，然后沉回去。
我始终没有多问那一句。
进了十一月，天气彻底冷下来。
我早晨起来披件外套去倒垃圾，路过楼道窗口，习惯性地往下看了一眼花坛。
花坛靠近7栋墙根的那个角落，月季叶子全都脱落了，光秃秃的枝条戳在那里，我以为是天冷了正常落叶，没在意。
又过了两周，我再看，那块地方的冬青也开始发黄。
不是正常的枯黄，是一种从根部往上蔓延的死黄，叶片边缘发焦，像是被什么腐蚀了。
周围其他位置的冬青是好的，颜色还是深绿，只有那一片，颜色和周围格格不入。
我下楼的时候特意走过去看了一眼，蹲下来，用手指戳了戳那片土地。
土的颜色比旁边深，黑中带灰，踩上去有点软，不像正常的花园土，倒像是长期浸泡过什么液体之后留下的质地，土粒黏在一起，不松散。
还有一股气味，不算浓，但凑近了能闻到，说不上是什么，就是一种让人本能地想往后退的气息。
我站在那里看了大约一分钟，老陈恰好从旁边路过，我朝他点点头说：
"老陈，这片地是不是有问题？"
老陈停下来，低头看了看，皱了皱眉头。
紧接着他蹲下去用手指捏了一把土，捻了捻，站起来回答说：
"可能是地下管道漏了，过两天我叫人来看看。"
他起身走了，我也走了。
但那片土地的颜色在我脑子里留了根刺，不疼，但一直在那里。
到了十二月，那片地方彻底寸草不生，连野草都没有。
周围其他区域的植物还在正常生长。
唯独那一块，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杀死了，连种子落进去都发不出芽。
小区里有个爱种花的老头，路过的时候在那片死地边蹲了半天。
最后直起腰，摇了摇头，嘀咕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话，走了。
花猫也不见了。
我从窗口往下看的时候，花坛边空荡荡的，两只猫都没了踪影，那块窗台下的地方，连猫的爪印都没有了。
我突然想起我把肉干扔下去的地方，就在那片死地的正上方。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我强迫自己把它按下去，但它就像一根插进木头里的钉子，往外拔的力气越大，扎进去越深。
我在那个冬天开始睡眠不好，不是失眠，是睡着了容易做梦。
梦里的内容我醒来之后记不住，只记得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压迫感，压着我直到天亮。
春节前几天，腊月二十八，钟大姐又来敲门了。
我那天正在收拾屋子，把床底下积了一年的杂物往外拖，听见敲门声，拍了拍手上的灰，去开门。
这一次她没有带肉干，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里面装着一大块还没有处理过的生肉，腥气透过袋子往外散，我在门口就闻到了。
那腥气和肉干里的腥气是同一种，熟悉的，但比肉干更直接，更没有遮掩。
我站在门口，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但维持住了表情。
她站在门口，笑着说：
"我最近批了一批好料，你要不要来学？我教你做，做好了自己留着吃，省钱又实惠。"
我往那袋生肉上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回答说：
"算了，钟大姐，我笨手笨脚的，学不来，你留着自己做吧。"
她脸上的笑顿了一下，只有零点几秒，但我看见了。
那个停顿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一种很具体的、说不清楚来源的不安，从胸腔里往上涌。
她把袋子换了个手，维持着笑，说："没事，那等我做好了再给你送。"
然后她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
"你放心，我送给你的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用的都是……最近的材料。"
她说完，下楼去了，脚步和往常一样轻。
我站在门口，盯着楼道里她离开的方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寒意。
不是来自天气，是从脊背里往外渗的那种冷，一层一层，慢慢扩散到四肢。
"最近的材料。"
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转都转不出一个让我安心的解释。
什么叫"最近的材料"？
猪肉不是猪肉，那是什么？
我站在原地，把那句话在心里翻了不知道多少遍。
最后强迫自己关上门，坐回屋里，把床底下的杂物重新收好，告诉自己是过年前脑子乱，多心了。
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打开过窗口，再也没有往楼下扔过任何东西。
那扇窗帘拉上去，就再也没有拉开。
年一过，进了2004年，清江市的春天来得格外快。
二月底三月初，气温就开始回升。
路边的树发出嫩芽，到处都是新生的气息，连空气里都带着一股湿润的、草叶刚刚舒展开的清气。
但锦河苑7栋楼下的花坛，那一块靠近墙根的区域，依然死寂。
周围的月季重新长出了叶子，冬青也恢复了深绿色。
其他区域的野草冒出来一茬又一茬。
唯独那一块，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冒出来。
土地板结，颜色发黑，像是被人用盐腌过，什么生机都留不住。
那片死地的面积，比冬天还要大，像是在地底下慢慢蔓延，把周围的土地也一点一点侵蚀掉。
这件事连小区里的孩子都注意到了，有几个小学生指着那块地说：
"那儿闹鬼，草都不长。"
大人们笑着把孩子拉走，说小孩子瞎说。
但走的时候，脚步都快了几分，没有人在那片地边多停留。
老陈那段时间忙着修东边的下水道，花坛这边的事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底，他才腾出空来。
那天是个周一，上午，阳光还不错，清江市难得的好天气。
老陈拿着一把铁锹，从物业室走到花坛边，准备清理那块死地，计划把土翻一翻，重新换上新土，种上花草，免得影响小区的形象，被业主投诉。
我那天恰好休息，上午在家里洗衣服，阳台上挂满了床单，风一吹，哗哗地响。
透过窗户缝，我看见老陈蹲在花坛边，心里没想太多，只是随手看了一眼，没有移开视线。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看着他。
像是等什么。
老陈把铁锹插进那片黑土，往下用力一踩。
土质比他预想的松软，铁锹沉下去了将近三十公分，比正常花坛土要软得多，阻力小得异常。
他皱了皱眉，调整了一下姿势，又往下挖，把土翻出来。
那土带着一股气味，不是泥土的腥，也不是腐烂的臭。
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多种东西的气味，让人喉咙发紧。
他挖到大约四十公分的时候，铁锹碰到了硬物。
声音是闷的，不是石头，不是砖块，不是地下管道，是一种有密度、有分量的东西才会发出的闷响。
老陈低头看了看，把铁锹换了个角度，小心往旁边拨了拨，清理了一点周围的土。
然后他看见了。
我在楼上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直起腰，退后了两步。
退到花坛外面的水泥地上，站在那里没动，像一根木桩，铁锹斜靠在花坛边上，也没有捡。
他就那么站着，大概有两三分钟，一动不动。
然后他转身往物业室的方向走，步伐很快，但带着一种很奇怪的僵硬感，像是腿不太听使唤。
我把脸贴近玻璃，往下看，看见他进了物业室，没多久，物业室的灯亮了。
窗户是关着的，我什么都听不见，但我看见他在里面站着，没有坐下，身形绷得很直。
我从阳台上拿下一件衣服，手停在半空中，没有动，眼睛一直往下看。
心跳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不那么稳。
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预感，像是什么东西压在胸口，越压越沉。
大概十分钟后，老陈又出来了，站在物业室门口，点了根烟，慢慢抽，没有再往花坛那边走，也没有拿走那把铁锹。
他就那么站着，一支烟抽完了，又点了第二支。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预感，像是什么事情即将发生，压在胸口，喘不太上气。
老陈打了一个电话。
这件事是后来他自己说的，他在物业室拿起座机，想了一会儿，拨了110。
接通之后，他沉默了大概三秒，然后对电话那头开口说：
"我这边是锦河苑7栋的物业，我在花坛挖土，挖出了……你们过来看一下，我说不清楚，你们过来就知道了。"
他说完这句话，把电话放下，坐在椅子上，没有再动，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支烟一直燃着，烟灰掉在桌上，他也没有弹。
三十分钟后，两辆没有警灯的深色轿车停在了锦河苑的大门口，停得很稳，没有声响。
下来的人穿便衣，不是巡警，走路的姿势和普通人不一样。
眼神扫过来的时候是一种职业性的、把周围所有细节都收进去的看法。
其中一个直接走向物业室找老陈，另外几个人往花坛方向走去，脚步不快，但有一种沉稳的压迫感。
我从窗口看着这一切，手里还拿着那件没有叠好的衣服，整个人忘记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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