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我在公司楼下的保安亭里，把那袋饺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颗随时会引爆的手榴弹。
不是因为饺子有问题，是因为我要送饺子的人有问题。她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二十八岁，哈佛MBA，管着三百多人的业务线，据说年薪是我的三十倍不止。我叫宋远，公司IT部的一个普通程序员，工龄一年半，跟她说过的所有话加在一起不超过二十句，其中十五句是“好的”“收到”“已处理”。
送饺子这件事，说起来是个意外。
下午三点，我妈从老家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年货办齐了，春联贴好了，我爸又跟邻居下棋下到忘了吃饭，家里的老母鸡今天下了双黄蛋。说到最后，她语气突然低了下来：“小远，你一个人在外面，年夜饭吃什么？”
我看了看冰箱里那包速冻水饺，说：“包了饺子，韭菜猪肉馅的，可香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大概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心虚。她没拆穿我，只是说：“那就好，别亏待自己。”
挂了电话，我打开冰箱，拿出那包速冻水饺，看了看保质期，还有三天过期。我烧了一锅水，把水饺下进去，锅铲搅了两下，怕粘锅。水饺在沸水里翻滚，白白胖胖的，像一群在泡温泉的小猪。
我端着煮好的饺子坐在出租屋的餐桌前，窗外的杭州城灯火通明，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砰砰的，一朵一朵地在夜空中炸开。这座城市在除夕夜突然变得很安静，像一个平时吵吵闹闹的人突然沉默了，让你有点不习惯。
吃了几个饺子，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无聊地翻着朋友圈。满屏都是年夜饭的照片，九宫格，大鱼大肉，一家人整整齐齐。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几下，突然停下来，看见了一条消息。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发的，配了一张照片——空荡荡的办公室，只有一盏灯亮着，灯下坐着一个人，穿着黑色西装，低着头在看文件。照片拍得很模糊，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我知道那是谁。公司里只有一个人会在除夕夜穿西装。
沈薇。
照片下面的文字是：“除夕夜还在加班，沈总真是拼。”
我看了一眼时间，发出去已经两个小时了。不知道她还在不在。
我坐在那里，盯着那张模糊的照片，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清楚是什么。沈薇这个名字，在公司里就是个传说。她来得比我晚，半年就从总监升到了副总裁，速度快得像坐了火箭。有人说她背后有人，有人说她确实有本事，有人说她既有人又有本事。这些议论她都听见了，但她从来不在意，该干嘛干嘛，该加班加班，该骂人骂人。
我想起去年年会，她上台致辞，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聚光灯下，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我今年二十六岁，很多人说我太年轻，坐不稳这个位置。我想说的是，年轻不是缺点，没本事才是。”说完她看了一眼台下，目光扫过人群的时候，正好对上了我的眼睛。就那么零点几秒，然后她移开了，继续致辞。但那零点几秒，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某个我一直以为不存在的地方。
我低头看了看桌上那碗已经有点坨了的速冻水饺，又看了看手机里那张模糊的照片，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荒唐的决定。
我重新烧了一锅水，这次不是煮速冻的。我从冰箱最底层翻出一袋面粉，一盒猪肉，一把韭菜。这些东西是我妈上次来杭州看我时买的，她说外面的饺子不好吃，要自己包的才香。我从来没包过饺子，但我想试试。
面粉加水，揉成面团。水放多了，面太稀，又加面粉，又太干，又加水，折腾了快半个小时，终于揉出了一个像样的面团。韭菜切碎，猪肉剁成泥，加盐、酱油、香油、姜末，搅拌均匀。擀皮是最难的，我擀出来的皮有的厚有的薄，有的圆有的方，大大小小，像一群打了败仗的逃兵。
我包了三十多个饺子，一个个歪歪扭扭地摆在案板上，像一排站没站相的士兵。但我看着它们，心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像是在做一件很久以前就该做的事。
煮好饺子，我把它们装进保温袋里，穿上外套，出了门。
出租屋到公司不远，打车十几分钟。路上几乎看不到人，整座城市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去公司加班？”
“不是，给人送饺子。”
“除夕夜送饺子，那肯定是重要的人。”他笑了笑，没再多问。
重要的人。我在心里默念这四个字，觉得又酸又甜。
到了公司楼下，我刷卡进了大楼。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墙里映出我的脸，头发被风吹乱了，脸上被冷风刮得有点红，手里抱着一个保温袋，看起来有点傻。
二十三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深吸了一口气，差点被自己呛到。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键盘敲击声。我顺着走廊走过去，经过一间间黑着灯的办公室，最后在最里面的那间门口停下来。
门开着。
沈薇坐在办公桌后面，低着头在看文件，面前的电脑屏幕亮着，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她的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白净的小臂。头发披散着，几缕碎发落在耳边，被空调吹得微微飘动。
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宋远？”
“沈总。”我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保温袋，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退出去。
“你怎么来了？”她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我怀里的保温袋上。
“我……包了饺子，送过来给您尝尝。”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大概在发抖，因为我觉得自己傻透了。人家是副总裁，除夕夜加班，会没有饭吃？我这是来献什么殷勤？
沈薇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神情，不是惊讶，不是感动，更像是一种……好奇。像是一个从没见过雪的人，突然看见天上飘下了雪花，忍不住伸出手去接。
“拿进来吧。”她说。
我走进去，把保温袋放在她桌上，打开，拿出那盒饺子。盒子是普通的塑料饭盒，盖子上还凝着水汽，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饺子，有的已经裂开了口子，馅料露了一点出来。我看着那些丑丑的饺子，突然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沈薇低下头，看着那盒饺子，看了好几秒。然后她拿起桌上的筷子——不知道是她自己的还是之前外卖剩下的——夹起一个饺子，蘸了蘸旁边的醋碟，放进嘴里。
我站在她面前，心跳得像擂鼓。
她嚼了几下，咽下去，抬起头看着我。
“好吃。”她说。
“真的？”
“真的。”她又夹起一个，“韭菜猪肉馅的？”
“嗯。”
“我妈也包这个馅。”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轻了很多，像在跟自己说，“以前每年除夕，她都包。后来我出国读书，好几年没吃上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站着，看她一口一口地吃饺子。她吃得很慢，很认真，像一个在完成某种仪式的人。窗外的夜空中又炸开了几朵烟花，红的绿的，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你怎么知道我在加班？”她突然问。
“朋友圈看到的。”
“你特意来给我送饺子？”
“嗯。”
她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这一次她的目光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以往在公司里，她的目光永远是快速的、精准的、带着计算和判断的，像一个高精度的扫描仪。但此刻，那个扫描仪关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普通的、疲惫的、甚至有些脆弱的眼睛。
“宋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除夕。”
“你知道除夕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明天是春节。”
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沈薇笑，不是那种商务场合里礼貌的微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睛里有光的笑。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她平时完全不一样，像一个平时总板着脸的老师突然在课堂上讲了一个笑话，全班都愣住了。
“你这个回答很程序员。”她说。
“谢谢夸奖。”
“我没在夸你。”
我站在她桌前，手不知道放哪里，最后插进了裤兜里。办公室里的暖气很足，我的后背已经出汗了。沈薇继续吃饺子，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任何颜色，干干净净的。
“你要不要坐下？”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空调的声音，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我坐在那里，看着沈薇吃饺子，她吃完了大半盒，然后盖上盖子，把饭盒推到一边。
“吃不下了，留着明天当早饭。”她说。
“沈总，您不回家过年吗？”
“回不去。”她说，语气很平淡，“我妈在老家，我爸在国外，我哥在部队。回去也是一家人凑不齐，不如在这儿把工作做了。”
“那您年夜饭就吃这个？”
“本来不打算吃的。”她看了一眼那盒饺子，“谢谢。”
“不客气。”
我们又沉默了。这次的沉默跟刚才不一样，刚才的沉默是尴尬的，像两个人刚认识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的沉默是舒服的，像两把椅子并排放在阳光下，不需要说话。
“宋远，你进公司多久了？”她突然问。
“一年半。”
“做什么的？”
“IT部，程序员。”
“你为什么来送饺子？”
这个问题她刚才问过了，但她又问了一遍。我知道她想问的不是字面意思，她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在除夕夜，跑来给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送饺子？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办公室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像两口看不见底的井。我想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话：“因为我一个人过年，你也一个人过年，我不想让你一个人。”
沈薇看着我，那几秒钟里，她的表情变了好几次。先是惊讶，然后是困惑，最后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软。那种柔软像是一层薄冰，下面藏着很深很深的水，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裂开。
“你也是一个人？”她问。
“嗯，老家太远了，没回去。”
“你父母不催你？”
“催，但催的是找对象，不是回家。”
沈薇又笑了。这次的笑容比刚才大了一些，露出了牙齿，白得像贝壳。
“那你找到了吗？”她问。
“什么？”
“对象。”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烫得像被火烤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答案就在我喉咙口，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
沈薇没等我回答。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窗外是杭州的夜景，万家灯火，烟花此起彼伏。她站在那里，白色的衬衫被窗外的光照得发亮，整个人像一尊发光的雕塑。
“宋远，”她没有回头，“你知不知道，你是我来杭州以后，第一个在除夕夜给我送饺子的人。”
“不可能吧，您那么多朋友——”
“我没有朋友。”她打断了我，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从我来杭州的那天起，我就没有朋友。在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是我的下属、我的上司、我的客户、我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
她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很小，很小，小得像一只蜷缩在角落里的小猫。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在公司里呼风唤雨、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在除夕夜这样一个本该全家团圆的日子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吃着凉透了的咖啡，看着空荡荡的会议室，等着新年的钟声敲响。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走到她旁边，也站在窗前。
“沈总，从今天开始，你有朋友了。”我说。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但那些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就那么含着，像两汪泉水，满得快要溢出来，却始终没有溢。
“你叫我什么？”她问。
“沈总。”
“换个称呼。”
“沈薇。”
她笑了，这次的笑容跟之前都不一样。之前的笑是礼貌的、感激的、甚至有些客套的。这一次的笑是真正的、毫无保留的、像孩子一样的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两道彩虹，里面住着一个小小的、发光的月亮。
窗外的烟花突然多了起来，砰砰砰砰，一朵接一朵地炸开，把半边天都染成了金色和红色。远处的钟楼开始敲钟了，当当当，一声接一声，宣告着新年的到来。
“新年快乐，宋远。”她说。
“新年快乐，沈薇。”
我们站在窗前，看着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一朵灭了，另一朵亮起来，像永不停息的希望。那一刻我忘记了她是副总裁，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工资差距，忘记了公司里的所有规则和等级。她只是一个女孩，除夕夜在加班，我给她送了一盒饺子，她吃得很开心。
就这么简单。
春节假期过得很快，快得像一场还没来得及看清就醒了的梦。
那几天我跟沈薇没有再联系。我没有给她发消息，她也没有给我发。我有时候会想起除夕夜那个站在窗前看烟花的背影，想起她说“我没有朋友”时声音里的孤独，想起她吃饺子时认真的表情。但这些记忆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不确定是真的发生过，还是我自己的想象。
年初七，开工的日子。
我起得很早，穿上熨好的衬衫，系上领带，对着镜子看了半天，确认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在除夕夜给人送饺子的傻子。挤地铁的时候人很多，大家都是刚过完年回来的，脸上还带着节日的余温和旅途的疲惫。
到了公司，打卡，进办公室。同事们互相拜年，说着“新年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之类的客套话。我跟老刘、小陈他们聊了几句，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准备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九点零三分，我的手机震了。
是一条微信消息，发信人是沈薇。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两秒，心跳突然加速了。我点开消息，只有一行字：“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她是副总裁，我是程序员，工作上有交集很正常。我一边走一边想，可能是春节前那个系统升级的项目，可能是新年的工作计划，可能是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事。
到了二十三层，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大部分人都还没回来。我走到最里面那间办公室门口，门开着，沈薇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扎起来，化了一点淡妆，看起来精神很好。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她没有看文件，没有看电脑，只是看着我。那个眼神跟除夕夜不一样，除夕夜的眼神是柔软的、脆弱的、甚至有些无助的。现在的眼神是坚定的、明亮的、甚至有些霸道的。
“宋远，”她开口了，“你初七有什么事吗？”
“初七？今天？”
“嗯。”
“今天……上班啊。”
“除了上班呢？”
我想了想：“下班回家，做饭，吃饭，睡觉。”
“那就是没什么事。”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我打开，里面是两张身份证，一张是她的，一张是我的。我的那张是我年前补办身份证时落在公司前台忘记拿的，她帮我收起来了。
“沈总，这是——”
“民政局今天开门。”她看着我，目光坦荡得像一面镜子，“九点，我们领个证。”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民政局九点开门，我们领个证。”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两张身份证，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短路，是彻底断电，所有的思考、逻辑、语言功能全部下线，只剩下一个念头在黑暗中闪着微光——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沈薇，你认真的？”
“我看起来像在开玩笑吗？”
不像。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她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到让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说一个“不”字，她会把我从二十三楼扔下去。
“可是……我们只见过几次面，说过的话加起来——”
“你除夕夜给我送了饺子。”她打断了我。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她说，“宋远，我活了二十八年，在三个国家生活过，见过几百个所谓的精英、天才、成功人士。他们请我吃过米其林，送过我名牌包，带我去过私人岛屿。但没有一个人在除夕夜给我送过饺子。”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白衬衫照得发亮。
“那天晚上你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我想了很多事，想我这二十八年是怎么过的，想我为什么在除夕夜只能吃一个同事送的饺子。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人，等一个愿意在除夕夜给我送饺子的人。不是因为我饿，是因为我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会在所有人都回家的时候，想起我。”
她转过身，看着我。阳光在她身后，她的脸在逆光里变得很暗，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宋远，你愿意跟一个在除夕夜加班的、没有朋友的、脾气不好的女总裁领证吗？”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但我站住了。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期待，有紧张，还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希望，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伸着手，等着另一个人来拉她一把。
“沈薇，”我说，“你确定你想清楚了？我只是一个程序员，工资是你的零头，没房没车，在杭州连个户口都没有。”
“我不要你的房，不要你的车，不要你的户口。”她说，“我要你除夕夜给我包的饺子。”
“我包的饺子不好吃，皮厚馅少，还老是裂开。”
“那你就包到好吃为止。”
我站在她面前，看着这个在公司里呼风唤雨、让无数人敬畏的女人，此刻像个小女孩一样站在阳光里，等着我的答案。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皮肤照得几乎透明。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
“沈薇，你确定民政局九点开门？”
她的眼睛亮了，那两盏灯突然被拧到了最大功率，亮得我睁不开眼。
“确定。”
“那走吧，再不去要排队了。”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眼睛弯成两道彩虹，那两颗小虎牙又露了出来。她拿起桌上的文件袋，把两张身份证装进去，穿上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走到我面前。
“宋远。”
“嗯？”
“谢谢你除夕夜给我送饺子。”
“不客气。”
“以后每年除夕，你都给我送。”
“好。”
我们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前面给我们点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后面。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突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凉，但这一次，她没有发抖。
电梯下行的失重感让我的胃一阵翻涌，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失重，是因为心跳。太快了，快到我觉得自己随时会晕过去。
到了一楼，我们走出大楼，阳光扑面而来，暖洋洋的，像春天提前来了。路边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红色的纸屑在空中飞舞，像一场红色的雪。
沈薇松开我的手，从文件袋里拿出车钥匙，按了一下，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亮了灯。
“上车。”她说。
“你开车？”
“不然呢？你有车？”
我没有。我连驾照都没有。
我上了车，系好安全带。她发动车子，车载音响自动播放了一首歌，是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她没有关掉，调低了音量，当作背景音乐。
车子驶出园区，开上了大路。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跑，那些我每天都会经过的店铺、天桥、公交站牌，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很陌生，像是在看一部关于别人生活的电影。
“宋远，”她突然开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除夕夜你没来送饺子，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儿。”
“想过。”
“那你后不后悔？”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没去送饺子，我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在公司里高高在上的女总裁，除夕夜一个人在办公室吃凉透了的咖啡。”
沈薇没有接话。她握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车子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她转过头看着我，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把她的脸照得很亮，亮得我能看见她眼睛里自己的倒影。
“宋远，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别人怎么说。”
“不怕。”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我。”我说，“他们不知道除夕夜你一个人在办公室，不知道你吃了我的饺子说好吃，不知道你在窗前看烟花的时候眼眶红了。”
红灯变绿了。她踩下油门，车子继续往前开。
民政局在城西，开车要二十多分钟。这二十分钟里，我们谁都没说话。但那种沉默不是尴尬的，是舒服的，像两棵树并排站在一起，不需要说话，只需要一起晒太阳、一起淋雨、一起在风中摇晃。
到了民政局门口，她停好车，熄了火。我们坐在车里，看着门口那个牌子——“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宋远，”她握着方向盘，没有看我，“你再问我一遍。”
“问什么？”
“问我愿不愿意。”
我看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很长，微微往上翘，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沈薇，你愿意跟我领证吗？”
她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眶红了，但那些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就那么含着，像两汪泉水。
“愿意。”她说。
她打开车门，下了车。我跟着下车，锁好车门，把钥匙还给她。她接过钥匙，放进包里，然后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并肩走进民政局的大门，门口有一对新人正在拍照，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新郎穿着黑色的西装，两个人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沈薇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看我。
“宋远。”
“嗯？”
“我们以后也去拍婚纱照。”
“好。”
“去海边拍。”
“好。”
“你穿白色的西装。”
“好。”
“我穿白色的裙子。”
“好。”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道彩虹。
我们走进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看了一眼我们的身份证，又看了看我们，笑着说：“新年第一对，恭喜恭喜。”
沈薇握紧了我的手。
我也握紧了她的手。
窗外，阳光正好，春天好像真的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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