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在会议室地毯上，胸口像被巨石压着。
耳边是同事的惊呼，越来越远。
醒来时，白得刺眼。
医生说，手术，家属签字。
女儿晓萱来了，羽绒服上沾着寒气。
“你妈呢？”我问。
她看着我，不说话，那眼神像冰。
后来我回家了，主卧里我的东西没了。
整齐地码在客房角落。
像一堆无人认领的行李。
茶几上，那份协议静静地躺着。
她的名字签好了，墨迹已干。
01
又是周五。晚上九点刚过。
我把工资卡放在客厅茶几的固定位置，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卡下面垫着上周的超市小票，没人动过。
厨房水槽亮着，碗筷已经洗净，沥水架上挂着唯一一块抹布。
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晕昏黄，拢不住满屋的空旷。
我习惯性地瞥向走廊尽头。
那扇门关着，底下的缝隙里漏出一线光，细细的，暖暖的。
那是林雪莲的卧室。
我们分房睡的第二个十年，开头似乎和第一个十年没什么不同。
电视开着，无声地播着夜间新闻。
我坐在沙发上，点了支烟。
烟灰缸很干净，昨天我刚倒过。
家里总是干净的，干净得过分。
地板光可鉴人，物品各归其位，空气里只有我烟丝的微弱焦味，和她房间里偶尔飘出的、极淡的药油味——她说颈椎老毛病。
分房是怎么开始的？
早记不清了。
大概是孩子还小，哭闹影响我休息，她主动搬去了小房间。
后来孩子大了，住了校，那房间就成了她的。
起初我还去，后来她去得少，再后来，似乎谁都懒得提。
两个卧室，两套作息，共用厨房和客厅，像同租的房客。
手机震动了一下，部门群里有人发周末聚餐的消息。
我扫了一眼，没回复。
目光又落在那扇门上。
二十年。
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
这念头像烟灰，弹一下就散了。
我掐灭烟，起身去厨房倒水。
经过她门口时，脚步不自觉地放轻。
里面静悄悄的，只有极轻微的翻书声。
她睡前总要看会儿书。
什么书？
我不知道。
我们很久没聊过书了，聊得最多的是“水电费交了”、“女儿电话里说什么”、“明天我晚回”。
端着水杯回到客厅，那线光还亮着。我忽然想起，上周五，好像也是这光景。上上周也是。时间在这里打了个结，周而复始，平滑得让人心慌。
我关掉电视，走进自己卧室。
床单是冷色调的格纹，她买的，许多年了。
躺下，盯着天花板。
墙壁那边，毫无声息。
仿佛那线光，那扇门，那个人，只是我漫长习惯里一个背景板似的摆设。
也好，省心。我闭上眼，对自己说。多少夫妻吵得天翻地覆，我们这样，算平静。
窗外有车驶过，灯光在天花板上划过一道转瞬即逝的痕。像什么被撕开，又迅速弥合。
寂静重新吞没一切。
02
老马退休了。
酒席摆在单位附近的老菜馆，包间里喧闹得很。都是几十年的老同事，说话没什么顾忌。酒过三巡，话题不知怎的就绕到了家庭。
“要说还是咱们程处长福气，”有人端着酒杯，舌头有点大，“嫂子多贤惠，从来不管东管西，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哪像我家那口子，查手机跟查岗似的。”
众人哄笑，纷纷附和。
老马脸红脖子粗地拍我肩膀：“鹏子，你跟雪莲，那是咱单位的模范！相敬如宾，互不干扰！这境界，我们学不来！”
我笑着，把杯里的白酒一饮而尽。喉咙火辣辣的，心里却有些发空。模范？互不干扰？这词儿听着，怎么有点凉飕飕的。
“老程，去年嫂子病那会儿，看你急的，还专门请假陪着吧？”坐在对面的老赵忽然问了一句。
我愣了一下。
林雪莲去年是病过一场，说是女人的小毛病，住了几天院。
我当时好像正为一个项目焦头烂额，去医院看过两次，她总说没事，让我忙工作。
后来……后来怎么样来着？
记忆有点模糊。
“啊，是，小毛病。”我含糊地应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就对了！夫妻嘛，关键时刻得知冷知热。”老赵满意地点点头。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林雪莲发来的短信，很简短：“下周二上午，我去医院做个例行检查，小检查，不用陪。晚饭你自己解决。”
又是“小检查”。
她总是这样，凡事轻描淡写。
颈椎，腰痛，偶尔的胃疼，都是“小毛病”。
我也就惯了，觉得她身体底子好，教师嘛，站讲台落下的毛病，能有多大事。
“嫂子查岗了？”老马挤眉弄眼。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笑笑：“没，说家里事儿。”
“瞧瞧，这就汇报上了！”又是一阵笑。
我看着杯中晃动的透明液体，忽然觉得这热闹离我很远。
那些关于“模范夫妻”的调侃，像一层薄薄的油，浮在现实的水面上，底下是什么，没人想去搅动。
宴席散时，已近十点。秋风吹在身上有些凉。我站在路边等代驾，酒意上涌，胃里翻腾。摸出手机，屏幕还停留在那条短信界面。
“不用陪。”
三个字，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手指动了动，想回复点什么，比如“什么检查”、“哪个医院”，或者最简单的一句“用不用还是我去一趟”。
但最终，我只是锁了屏，把手机塞回口袋。
代驾来了，是个话多的年轻人，一路说着房价和孩子的补习班。我靠着车窗，闭上眼。路灯的光斑一下下掠过眼皮。
互不干扰。
模范。
也好。我对自己重复着这两个词，像在巩固某种信念。省心，省力，省去无数麻烦。这么多年，不就这么过来了么？
只是心里某个角落，那点发空的感觉，好像被这秋风吹得，又扩大了一圈。
03
年初积攒的年假再不用就过期了。我跟办公室打了声招呼，说是去南方参加一个行业研讨会。材料准备得敷衍，心思早不在这头。
林雪莲知道我请假，只在我收拾行李时问了一句：“去几天？”
“一周左右吧。”我把充电器塞进背包侧袋。
“哦。路上注意安全。”她正在阳台浇花，背对着我，声音平淡。
“嗯。”
我没说去哪，她也没问。
这是我们之间常态的沉默。
我订了去西北的机票，想看看戈壁，据说能让胸中块垒一吐为快。
块垒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办公室永无止境的报表，家里日复一日的安静，还有老马退休宴上那些“模范”的赞誉，混合成的一种淤塞感。
飞机落地，租车，驶入无尽的苍黄。
天地开阔得吓人，风裹着沙粒打在车窗上。
我拍了几张照片，挑了一张落日熔金的，发了朋友圈，配文：“天地一沙鸥。”很快收获一堆点赞和“程处好雅兴”的评论。
我一条没回，关了手机。
住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夜晚极静，星空低垂。
我躺在硬板床上，却失眠了。
想起出来前，林雪莲似乎比平时更沉默些，脸色在灯光下有些发白。
我问过一句“是不是没睡好”，她摇头，说批改作业累了。
应该没事吧。她总说没事。
旅途第三天，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个不停。
是女儿晓萱打来的。
一连好几个。
戈壁深处信号时断时续，等我看到未接提醒，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
我回拨过去，响了很久才接。
“爸。”晓萱的声音从那头传来，有点喘，背景音嘈杂。
“怎么了？打这么多电话。”
“没事。”她顿了一下，“你在哪呢？”
“在外地出差。有事说事。”我的语气可能有点不耐，这荒郊野岭的，信号来之不易。
“……真没事。就问问。妈呢？”
“在家吧。我能知道？”我觉得她问得莫名其妙，“你找她不会自己打？”
晓萱那边沉默了几秒，只传来模糊的人声和推车轱辘的声音。“嗯。挂了。”
电话断了。
我皱了皱眉，这孩子，当了医生后越发神神叨叨。
也许医院忙吧。
我没多想，把手机扔到一边，继续看窗外被风雕刻的雅丹地貌。
巨大的土丘沉默矗立，千年万年。
后来几天，晓萱没再来电话。
我乐得清净，沿着计划好的路线走，看日出，看盐湖，看经幡飘扬。
朋友圈照常发图，但设置了屏蔽，家里那边，只对林雪莲一人不可见。
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她看见。
好像这些开阔的、自由的景象，是我从这潭死水般的生活里偷来的，见不得光。
回程前一天，我在小镇邮局买了几张明信片。
鬼使神差地，给林雪莲也写了一张。
上面是当地的胡杨林，金黄灿烂。
我拿着笔，想了很久，只写了一句：“这边风景很好。程鹏。”
投进邮筒时，又有些后悔。太刻意了，显得矫情。她收到，大概也只是随手一放，不会多看。
飞机落地，打开手机，涌入几条工作信息和广告。没有林雪莲的，也没有晓萱的。只有一条老马的微信，问我回来没有，约喝酒。
我把行李箱拖出传送带，走进喧闹的接机大厅。空气温热，带着熟悉的城市味道。那一周戈壁的风沙和寂静，像一场褪色的梦，迅速被现实覆盖。
我定了定神，朝出租车等候区走去。离家越来越近，心里那点因旅途而生的轻微荡漾，也逐渐平息，重新沉入日复一日的死水微澜。
只是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离开的这一周，已经无声地改变了。像胡杨林深处，某片叶子悄然坠落，没惊动任何人。
04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一股异常洁净的气息扑面而来，混着一丝极淡的、陌生的消毒水味。
我皱了皱眉，提着行李进门。
地板亮得反光，茶几上一尘不染，连遥控器都摆成了直角。
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是有人住过。
“回来了？”林雪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她走出来，系着那条用了多年的碎花围裙，手里拿着块抹布。脸色有些苍白，在厨房的日光灯下，显得没什么血色。但神态是寻常的，平静的。
“嗯。”我放下箱子，“家里打扫了？”
“闲着也是闲着。”她擦了擦手，“吃饭了吗？锅里还有点粥。”
“飞机上吃了。”我脱下外套，目光扫过她。
她穿着长袖家居服，袖子挽到小臂。
动作间，左手手背上一片未褪尽的淤青露了出来，青黄色，中间有个明显的针孔痕迹。
我指了指：“手怎么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把袖子往下拉了拉：“上周不是去检查么，抽血化验。护士手生，多按了会儿就好了。”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
“检查结果怎么样？”我顺口问。
“挺好的，老毛病，医生开了点药。”她转身往厨房走，“真不喝点粥？”
“不喝。”我在沙发上坐下，点了支烟。
消毒水味好像更明显了些，和我烟味混在一起，有点怪。
我看着她的背影，她似乎瘦了点，肩胛骨在衣服下显出清晰的轮廓。
“晓萱前几天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说，“问你呢。没什么事吧？”
她背对着我，在水槽边冲洗抹布，水流声哗哗的。“能有什么事。她医院忙，估计找你也没什么事。”
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
女儿是医生，忙起来脚不沾地，打电话找不到人也是常事。
可我心里那点异样感挥之不去。
太静了，这个家。
她太平静了。
好像我离开的不是一周，而是一个下午。
“我买了点特产，”我没话找话，“在箱子里，一会儿拿给你。”
“放那儿吧。”她关掉水龙头，拧干抹布，仔细叠好挂起来。每一个动作都慢条斯理，透着一种刻意的、维持正常的用力。
我吸了口烟，烟雾在过分洁净的空气里缭绕。忽然觉得，这个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有点陌生。像宾馆，像样板间，就是不像个烟火人间的窝。
“你……”我想问她是不是身体真没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看她那样子，大概也不愿意多说。
问了，反而显得我多事。
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么？
她报喜不报忧，我也懒得深究。
省心。
“累了，我先洗个澡。”我摁灭烟，起身。
“热水器一直开着。”她说，依然没有回头。
我走进浴室，关上门。镜子里的人一脸倦容，眼底带着血丝。我打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掩盖了外面的寂静。热水冲下来，蒸腾起雾气。
手背上那片淤青，在我眼前晃了一下。针孔。检查。老毛病。
真的只是老毛病吗？
这个念头像水汽一样升起，又迅速被更多纷乱的思绪冲散。工作，出差，堆积的文件，下周要开的会……现实的压力很快填满了那点疑虑的空隙。
洗好澡出来，客厅的灯已经关了。只有她卧室门下，依然透出那一线暖光。我站在黑暗的客厅里，看着那道光。
它还在那里。和以往无数个夜晚一样。
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说不上来。就像你常年路过的一面墙，某天突然发现，墙根的裂缝深了许多，只是被爬山虎密密地遮住了。
我站了一会儿，最终什么也没做，转身进了自己房间。关门，落锁。
黑暗彻底吞没了我。只有隔壁那线光，固执地从门缝底下漏进来，照在我床前的地板上，细细的，冷冷的。
像一条无法跨越的河。
05
单位年度体检报告下来了。
薄薄的几页纸，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
我坐在办公桌前，反复看着那几个加粗的指标和结论性描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多支血管病变，建议立即心内科就诊，进一步检查排除心肌缺血可能。”
后面的医学术语看不懂，但“立即”、“可能”这些词，像针一样扎眼。
手心里出了层黏腻的汗。
我才五十二岁，平时除了抽烟，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血压是有点高，血脂也临界，但一直没当回事。
怎么突然就这么严重了？
一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
文件看进去，字都在跳。
我去走廊尽头连抽了三支烟，试图镇定下来。
窗外的城市灰蒙蒙的，高楼缝隙里透不出多少天光。
胸口隐隐有些发闷，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下班时间一到，我就抓起报告和外套，急匆匆往家赶。
一路上，那些关于猝死、关于心脏支架、关于急救的碎片信息，不受控制地往脑子里涌。
第一次，对“死亡”这个词有了切实的恐慌。
我需要说点什么，跟谁说说。
跟林雪莲说说。
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们多久没有真正交谈过了？
不是“水电费”，不是“女儿”，而是关于身体，关于恐惧，关于“我可能出了问题”这样软弱的表达。
但此刻，她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人。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辈子的人。哪怕关系再淡，这种时候，总该……
电梯缓慢上行，镜面映出我紧绷的脸。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表情松弛些。
不能太慌张，吓着她。
或许，她还会说几句安慰的话？
哪怕只是形式上的。
钥匙打开门。家里很安静。我换鞋，目光急切地搜寻。
她不在客厅。厨房也暗着。
书房的门虚掩着，透出灯光和低低的说话声。我走过去，轻轻推开一点。
林雪莲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电脑屏幕。
她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反射着荧光。
屏幕上是某个学生的论文界面，她正对着麦克风说话，语气温和耐心：“你这个参考文献的格式不对，我标红了，你看一下示例……”
她全神贯注，侧脸在台灯光晕里显得专注而宁静。
甚至，有一种我没见过的、沉浸于工作的神采。
似乎完全不受外物干扰，包括我这个刚刚被体检报告判了“可能死刑”的丈夫。
我站在门口，像被钉住了。
到嘴边的话，那些关于心脏、关于病变、关于害怕的倾诉，突然间全部冻结，然后碎成粉末，哽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她需要知道吗？知道了又会怎样？像处理学生论文格式一样，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或者，只是抬起眼，平淡地说一句“哦，那去医院看看”？
我们之间，早已没有承接彼此情绪的那个容器了。
我悄无声息地退出来，轻轻带上门。
手里的体检报告被我捏得发皱。
我走到客厅沙发坐下，在昏暗的光线里，又点了一支烟。
烟雾升腾，模糊了视线。
胸口那点隐痛，似乎更清晰了。
不是尖锐的疼，是一种沉甸甸的、往下坠的钝痛。
比这钝痛更清晰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
它像冰冷的潮水，从脚底漫上来，淹没胸口，淹没头顶。
我就在这冰冷的孤寂里，坐了很久。直到书房的门打开，林雪莲走出来。她看到我，有些意外：“回来了？怎么不开灯？”
“刚坐下。”我的声音有点哑。
她“哦”了一声，去厨房倒水。经过我身边时，脚步没有丝毫停留，也没有多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客厅里一件熟悉的家具。
“晚上吃什么？”她问，声音从厨房传来。
“随便。”我说。
又是沉默。只有她洗米、切菜的声音，规律而遥远。
那晚，我彻夜未眠。
躺在床上，耳朵却竖着，捕捉隔壁任何一丝声响。
没有。
那边安静得像没人。
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在寂静的深夜里，咚咚，咚咚，沉重而紊乱，像在敲打着什么即将破碎的东西。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由浓黑变成灰白。
我知道，有些话，这辈子可能再也说不出口了。有些坎，注定只能自己一个人捱。
而那道薄薄的墙壁，此刻厚重如山。
06
周一上午，季度汇报会。
会议室里空调开得足，但我后背却一阵阵冒冷汗。
胸口那股沉闷感从早上醒来就萦绕不去，像压了块湿棉花。
我强打着精神，听着下属陈述，偶尔插一两句话，声音自己听着都有些飘。
轮到财务总监发言，满屏的数字和图表晃得人眼晕。
那些曲线、百分比，扭曲蠕动着，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耳朵里开始出现嗡嗡的鸣响，盖过了说话声。
我下意识地抬手，想松一松领带，喘口气。手抬到一半，心脏猛地一缩。
不是隐痛，不是钝痛。
是爆炸。
胸膛里像有什么东西猛地炸开，剧烈的、撕裂般的疼痛瞬间攫住了我，从心口放射到左肩、左臂，下颌也跟着发麻。
呼吸被一下子掐断，空气怎么也吸不进来。
眼前的一切——会议室的长桌、同事的脸、投影仪的光——剧烈地晃动、旋转，然后迅速褪色，变成大片大片的黑白雪花。
我听到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清脆响声，听到有人惊叫“程处！”，听到椅子腿摩擦地板的刺耳声音。
然后，是无边的黑暗，和急速下坠的失重感。
意识像沉入黏稠的墨水里，断续，模糊。有颠簸，有刺眼的光掠过眼皮，有陌生的声音在喊“让开！”，有金属器械冰冷的触碰。
再睁开眼时，视野里是单调的白。天花板，墙壁。鼻端是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我花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这是医院。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俯身看着我，口罩上方露出一双严肃的眼睛。“醒了？感觉怎么样？胸痛有没有缓解？”
我想说话，喉咙干得发不出声，只能勉强动了动头。
“你突发急性心梗，送来得还算及时。”医生语速很快，“现在情况暂时稳定，但需要立刻做冠脉造影，必要时植入支架。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的紧急联系人是程晓萱，我们已经通知了。她正在赶来。”
晓萱？为什么是晓萱？紧急联系人不是……应该是林雪莲啊。我们结婚时，彼此填的都是对方。什么时候改的？我怎么不知道？
纷乱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
病房门被推开，女儿晓萱走了进来。
她穿着便服，外面套了件羽绒服，拉链没拉全，头发有些凌乱，脸上带着奔跑后的红晕和明显的倦色。
羽绒服的深色布料上，似乎沾着几片未化的雪花。
她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我，眼神很复杂，有关切，但更多的是一种沉沉的、压抑着什么的东西。她先走到医生身边，低声交谈了几句，接过几张纸。
“爸。”她走到床边，喊了一声。声音干涩。
我费力地聚焦视线，看着她。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你妈呢？”
晓萱拿着笔的手顿住了。
她抬起眼，看着我。
那双眼睛，像极了林雪莲，但此刻里面没有林雪莲惯有的温和与平静，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冷的沉默。
她嘴唇抿得很紧，就这么看着我，好几秒钟，一言不发。
那几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病房里只有监测仪器规律的嘀嗒声。消毒水的味道无孔不入。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垂下眼，看向手里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低声说：“医生，麻烦您再讲一下手术风险和后续事项。”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
医生开始解释。那些术语我听不进去，耳朵里嗡嗡作响。眼睛死死盯着晓萱。她微微侧着头，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侧脸的线条紧绷着。
她为什么不回答？林雪莲在哪？她知道吗？为什么不来？
无数个问题在胸腔里冲撞，却找不到出口。心脏监测仪的嘀嗒声忽然变得急促起来，报警声尖锐地响起。医生和护士立刻围上来。
一阵忙乱。
有人给我戴氧气面罩，冰凉的塑料贴在脸上。
视线被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挡住。
在晃动的缝隙里，我最后看到的是晓萱退到一边的背影。
她依然穿着那件沾着雪花的羽绒服，站在病房惨白的灯光下，孤零零的。
像个陌生的、来履行义务的旁观者。
而那个我此刻最想见、最该在这里的人，依然毫无踪影。
冰冷的恐惧，比心梗的疼痛更尖锐地刺穿了我。
07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
醒来时，人在CCU。
身上插着管子，胸口贴着电极片，一动也不能动。
视野里只有上方一小块天花板，和偶尔走过的护士的身影。
麻药劲过去后，伤口开始闷闷地疼，但比疼痛更磨人的，是一种悬浮在半空的无助感。
晓萱每天下午会来一次。
待的时间不长，半小时左右。
她会带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医院食堂买的粥或汤，放在床头柜上。
问几句“感觉怎么样”、“疼不疼”，声音平淡，公事公办。
然后就是沉默，或者低头看手机。
我问过几次：“你妈呢？”
她要么不回答，要么说：“她有点事。”
“什么事比这还重要？”我忍不住拔高声音，引来护士的侧目。
晓萱抬起眼，那眼神让我瞬间哑火。
不是愤怒，不是指责，是一种更深、更疲惫的东西，像看一个无可救药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麻烦。
“你好好休息。”她说，然后拿起空保温桶，“明天再来。”
她从不提林雪莲的具体情况，也从不传递任何来自林雪莲的口信。仿佛那个人从我们的关系里被彻底抹去了，连同她存在的痕迹。
同病房的病友家属来来往往，嘘寒问暖，喂饭擦身，絮絮叨叨说着家里长短。
那些温情的、琐碎的声音，像针一样扎在我周围的空气里。
我闭上眼，假装睡觉，胸口却堵得快要爆炸。
是恨吗？
因为我去年在她生病时去了旅游？
可那是小病啊，她自己说的。
而且，这么多年，我们不是一直这样“互不干扰”吗？
凭什么这次我就成了罪人？
还是怕？怕被我拖累？怕照顾一个心脏病人？
各种猜测在脑子里翻滚，啃噬着那点可怜的镇静。伤口愈合得很慢，医生说情绪很重要。可我怎么能平静？
第七天，我终于能下床慢慢走动。
医生说起码还要观察一周。
那天下午，晓萱照例来了，放下保温桶，没多说话。
我看着她转身要走的背影，一股邪火猛地窜上来。
“站住。”我的声音嘶哑。
她停住，没回头。
“我要回家。”我说。
“医生没批准出院。”
“我不管！”我撑着床沿站起来，头晕眼花，但语气强硬，“我要回去看看。现在，立刻。”
晓萱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几乎是怜悯的波澜。“你现在不能出院。”
“你不是我女儿吗？你去办手续！或者，让你妈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扯得胸口伤口一阵锐痛，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晓萱看着我因疼痛而扭曲的脸，沉默了片刻。
然后，她走过来，扶住我摇摇欲坠的胳膊，声音低得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好。我送你回去。看一眼，就回来。”
她没有去找医生，只是帮我穿上外套，扶着我，一步一步挪出病房，下楼，打车。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司机从后视镜好奇地看了我们好几眼。
车子停在楼下。我抬头看向那个熟悉的窗口，灯黑着。
晓萱扶我上楼，开门。屋里一片漆黑，冷清得像个地窖。她打开灯。一切如旧，整洁，空旷。
我甩开她的手，忍着痛，径直走向主卧——那间名义上属于我们夫妻，实际上早已被我独自占据多年的房间。
拧开门把手，按下开关。
灯光亮起的刹那，我愣住了。
房间里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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