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说真实历史中的于谦和海瑞。
两个人可以说算是明朝最有名的人物了。于谦和海瑞，这两个人都有在人情世故方面，特别不通融的地方。这样的人不常见，但不能说“不真实”，因为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有这样的人的。这种不通融，影响比较复杂，当然于谦、海瑞都是非常可敬的人，但也不能说“很完美”。
时间关系，我们于谦说简单些，海瑞说详细些。
于谦（1398年－1457年）：
于谦
在明朝时有一个最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压倒武将，是皇帝-官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皇帝最担忧的，是自己的皇权不要被抢走。武将威胁皇权，是直接造反；而文官威胁皇权，是以权谋私。武将对皇帝威胁，好比被泥头车撞了你就会死；文官对皇帝的威胁，好比吸烟有害健康。让你选一个，你选文官还是武将？
还有，对老百姓来说：武将说了算的时代，是当兵的没饭吃了，就到你家来抢劫，甚至直接把你变成军粮；文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苛捐杂税确实也可能把人逼上绝路，但更多还是把你当韭菜，一茬一茬慢慢割。你希望文官压倒武将还是武将压倒文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老百姓的选择是一致的。就是赵匡胤说的，对一百个文官委以重任，哪怕都是贪官，造成的危害也不如一个武将大。文官压倒武将弊端再多，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具体到明朝。
大明朝的开国功臣，被朱元璋杀得七零八落的，然后朱棣靖难之役倒是又有一批功臣崛起，可是到明英宗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已经烂泥扶不上墙了。
土木堡之变的情况我们介绍过：皇帝明英宗把京师最精锐的部队作完了，逼得北京保卫战时，军队必须改组，而于谦担起了这个重任。
于谦这个人，道德确实高尚，组织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性格，在官场中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老话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大明官场上，你最好不要清高，即使个人清高，对很多贪腐肮脏的事情，也要能装糊涂。
于谦做不到，所以危机过后，他很快就被孤立了。哪怕没有英宗复辟，他的结局恐怕也还是会靠边站的。
海瑞（1514年—1587年）：
海瑞
海瑞生活的年代，比于谦晚了一百多年，这时候，大明朝的文官组织，比于谦时代又要庞大臃肿多了，军事组织也更加腐朽了。
有个最直观的比较：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能够打赢；嘉靖时代，蒙古人又在北京城外耀武扬威、烧杀抢掠，大明官军就眼睁睁看着，坐等蒙古人抢完了离开。
嘉靖朝确实是皇帝-官僚制下特别糟糕的一种状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想胡作为非的时候，官僚系统能给他一点制约；官僚贪污自肥的时候，皇权能够反腐。但嘉靖朝是一个君臣互相甩锅的状态：皇帝的奇葩政策，官员们没办法；官员腐败极其严重，皇帝也管不了。
应该说，大明朝的文官，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里。按照朱元璋定的规矩，他们的待遇极低，可是在实际行政工作中，他们又权力极大。
因为待遇低，所以他们的俸禄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比如一个县官，他一个月的工资换成今天的概念，大概也就相当于几千块钱。这几千块钱不是一个人花，而是要养一大家子。
更糟糕的是，县里那些书吏、差役，待遇更低，低到几乎等于没有，你要指望他们干活，要么就得自掏腰包给加班工资、给劳务费，要么就得纵容他们去压榨百姓。总之，你这点收入是绝对不够用的。
因为权力极大，所以作为一个官员，寻租空间也极大。还拿县官举例，一个县令，理论上一个县里什么事都可以管，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收税和断案两件工作，这里面油水大了。甚至于，你都不用做什么，下面的书吏、衙役自然会孝敬你。
海瑞的文章里就提到，当时这些衙门里的工作人员的身份，都是明码标价在卖的，卖得还很贵。这些工作，工资极其微薄，甚至都没有工资，为啥还这么抢手？就是你有了官府的背景，你就可以去压榨百姓了。书吏、衙役压榨百姓，需要你这个官员的庇护，他自然会给你塞银子。
根据海瑞的调查，一个县令被默认可以收受的额外收入，大约是一年两千两银子，是他的合法俸禄的七十多倍。收这些钱也不需要县令额外做什么，就是惯例如此，所以叫“常例钱”。你如果只收这些钱而不额外搜刮，你还会被认为是一个清官。
所以，就是这么个状况，待遇极差，权力极大，你要不要赚这种昧心钱吧？
当时，这类寻租行为叫“陋规”，字面意思，就是丑陋的规则。
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清官，你也很难一点陋规都不拿，一点不拿的话工作就没法展开了。因为多拿的钱，也不是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比如有什么突发情况要下面加班，加班工资朝廷是不管的，就要从这个钱里拿；或者上级领导来视察，接待费用也从这个钱里扣。
大明的官员，大多数都是从小读圣贤书，装了一肚皮道德训诫的，可是只要做了官，就几乎没法不贪污，你说拧巴不拧巴？
这就是海瑞生活的时代环境。而海瑞的特点，则是绝不拧巴。
从思想源流来说，海瑞也确实是属于陆王一脉，他是推崇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的。海瑞是坚信自己内心的良知，知行合一，做官就是要实践自己的良知。
在海瑞看来，正确的做人做事的原则，都写在儒家经典里，都保存在朱元璋设计的大明制度律令当中，现状之所以这么糟糕，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照着做。
海瑞有两段很有名的议论：
“天下事都被秀才官作坏了。岂直不才，贪残刻削，私充官囊，即知自爱者亦不免为乡原。义利交战胸中，穷竭膏脂，博交延誉，乃辄归咎朝廷征赋烦不可为，何也？征赋即烦，各有定额，去什一未远，而额外无名可省不省，朝廷为之，抑诸君为之耶！”（《海忠介年谱》）
“可为民忿、可为民慨之事日临于目，日闻于耳，而予不平之气愤然生矣。问识者以所处之方，则日在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为也。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彼自为一说而不能当于予心也。”（《海瑞集·淳安政事》）
大意是：
你们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动不动喜欢批判朝廷苛捐杂税，可是很多杂费，朝廷根本就没说要收，到底是你们在压迫老百姓还是朝廷在压迫老百姓？
跟你们谈圣人的教诲、祖宗的法令，你们都说，道理好归好，今天行不通，不收这些钱就没法打点领导，所以你们就宁可刻剥小民，绝对不敢让领导生气。
海瑞就是要和这个风气对着干，他做县令，就要维护小民，是绝不收受陋规的，他也不许手下的书吏、差役收。
钱不够花怎么办呢？海瑞这个县令就做得非常的辛苦。他在县衙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处理完公务，就换上粗布衣服，下地干活。这样生活总算能维持。
所以，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两斤肉给妈妈庆生，浙江官场能够当新闻讲。
衙门的工作人员都受不了这种不能盘剥百姓的日子，很多都辞职不干了，那怎么办？海瑞就自己干这些基层工作人员的活。
这样生活勉强维持下来了，政府工作也没有停摆。但是有些事，你做县官的一点不收陋规，那是真没法做。
比如接待工作。朱元璋定的规矩，政府的预算里，是没有差旅费一项的。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就必须按照规定供应。
当然，按照规定，接待规格并不高。但问题是到驿站来的官员，往往地位很高，能够接待好，让他们舒心，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前途。
所以在接待过境高官时，地方官特别舍得砸钱，然后不同地方很自然就形成了攀比，费用节节攀升。地方官不贪污，根本就没钱做好这份迎来送往的工作，大好前程往往因此断送。
但海瑞就是能够下狠心，不管你是谁，怎么接待就按照当年太祖朱元璋定的标准办。因此，还诞生了很多海瑞和高级官员较劲斗法的故事。
对海瑞的这种表现怎么看？
如果你是高官，当然会不怎么开心，不过有教养的高官不会公然为这事批判海瑞，甚至嘴上还会夸两句；
如果你是县衙门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骂街，因为你的很多收入没了，工作压力却变大了；
如果你是海瑞的家人，又不想做一个特别高尚的人，那么你会很痛苦；
如果你是小老百姓，你会非常感谢海瑞的，因为税负一下子减轻了。有研究者估算，海瑞做某个县的县令，这个县老百姓的负担能够减轻70%-90%。所以老百姓说海瑞是海青天，感激之情绝对是发自肺腑。
但海瑞精神基本不可能推广。做道德超人，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又穷又忙又苦，一个时代有个别官员可能做到这样，但是不可能所有官员都做到这样。
而且，海瑞性格当中的这种“轴”劲儿，会导致行政系统出现很大的不稳定性，因为别的官员几乎没有办法和他合作。尤其是他不能到实权部门去做大官，你在一个县里，书吏、衙役不干活儿，你自己干，那还勉强可行；你要是当兵部尚书，逼得武将们集体撂挑子，那国防系统就完蛋了。
所以皇帝也好，内阁大学士们也罢，面对海瑞都会觉得有点难办。你用他，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来；不用他，这么好的官不用，肯定挨骂。
最后，还是张居正聪明，就是把海瑞当个牌位供起来，事情是尽量别给他管。
所以，海瑞这种性格显然也不能说是完美。或者说，从海瑞身上，能看见的倒是一种道德的困境，道德超人也只能解决小范围的问题，对大局是无法挽回的。
所以我们看到，大明朝的文官政治终究是一天天烂下去了。到了明末时期，崇祯皇帝即使百倍努力，也无法挽回文官腐烂政治的危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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