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抵达了鞍山。风大得让我完全不想离开酒店。但我只有两天时间来探索这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城市。我还是有些不情愿地走出，从胜利广场步行前往鞍钢博物馆。
当我跨入铁西区时，整个地貌似乎完全改变了。胜利广场附近熙熙攘攘的商店和彩色的广告牌，逐渐被巨大的灰色建筑、重型运输车辆所取代。视线中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从百度地图上抬起头，看到了一座宏伟的红色建筑——“鞍钢博物馆”。当我踏入其中的那一刻，我深知（或者说至少我希望）这次参观会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的规模令我惊叹，或许是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工厂机器。但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人竟如此之少。“是周四下午。工作日谁会来这儿呢？”我心想。当我走上陡峭的台阶时，遇见了一位老先生。他穿着干净利落的格子衬衫和一件外套，坐在机器旁的一块石板上。他身边放着一个装了半瓶茶水的玻璃瓶。这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或者至少打算再多待一会儿。当他看向我时，我微笑向他致意。他回以微笑，接着问：“新疆人吗？”“不是，印度人。”我回答。“印度！这儿来干啥？”。我说：“来旅游。了解鞍钢的历史。”
他笑着说：“我以前在鞍钢工作。进去看看。外面冷。”
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看。我以为他要么在刷手机，要么是在等人。但他只是独自坐在那里，在最不舒服天气的那一天，坐在那一块儿不适的“椅子”上，凝视着那些旧机器。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但这种对工业的奉献，对我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
我对印度和中国工业历史的兴趣，源于两个原因。首先，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工业，代表了在殖民剥削的沉重历史底稿上，构建一个公正、平等未来的梦想。其次，因为我出身于一个工业家庭，每当我读到“工厂”这个词语，总会不得不想起我的根与起源。
“这件事发生时，你在哪里？多大呀？”我小时候当面对那些被称为“历史”的事件时，这总是我最喜欢提出的问题。在我历史系本科的第一学期，我第一次接触研究性写作。当时我请求老师让我加入一个关于德里工业贫民窟的口述史项目。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吸引我唯一的原因是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尝试，写那些在任何书籍中都无法找到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件事发生时，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是历史研究最原始的起点。由于这些早期的研究经历，当我开始阅读中国发展历程时，那些与工业发展进程相关的个人经历最能吸引我的注意。就在那时，我遇见了曾居住着无数亲手创造当代最成功经济体的鞍山。
鞍钢博物馆
我最早是从王洪喆老师的作品中了解到鞍山的，他的研究随后成了我理解鞍山甚至理解我家族历史之间的桥梁。随着阅读的深入，鞍山的故事在时代浮沉中听起来既新鲜又熟悉，仿佛近在咫尺。读完他的文章后，我记得自己在谷歌地图上搜索鞍山，想看看它究竟在中国哪个部分。那时我还不曾知道，这座我甚至不知道方位的城市，竟然会帮我读懂我的家族历史。
我的爷爷T.S. Hitkari曾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工厂人”，像“鞍钢人”一样。和鞍山一样，坎普尔曾作为印度的工业中心而闻名全球，它被誉为“东方曼彻斯特”。由庞大的纺织集团——不列颠印度公司（BIC）引领。BIC承载着殖民遗产，后来成为了国家的建设者之一。它从供应英属印度军队的纺织需求最终演变为全印度家家户户都认识的名字。
BIC工厂
我的爷爷曾担任整个BIC的人事总管，负责管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的身份与工厂紧密相连，以至于我爸爸告诉我，人们亲切地称他为“BIC的Hitkari，Hitkari的BIC”。他去世时我还很小，不记得他的声音，也不记得他的喜好。但我记得那些关于他敬业精神的故事。这种对他工作的极度投入，有时甚至会让家人感到懊恼。我在读到鞍山人的生活中看到了爷爷故事的倒影。这种相似性深深地触动了我，横跨千山万水，语言、气候、文化和地形迥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怎么会对工作的工厂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联结，而非仅仅将其视为谋生之地？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的命运，会与这些工厂的兴衰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为什么当物质生活滚滚向前时，心的一部分却仍停留在往昔？这些问题引领我走向了鞍山。
和鞍山一样，坎普尔在殖民化进程中既有巨大的获得，也有惨痛的丧失。这座城市见证了1857年大起义期间恐怖的战斗和屠杀，导致这片地区的行政、通讯和贸易直到1859年都处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埃尔金工厂（Elgin Mills）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家大型商业企业，为复兴该地区的贸易提供了必要动力。
当时，以兰开夏郡和曼彻斯特为基地的英国纺织厂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1857年，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成立，以鼓励大英帝国海外领地的棉花生产。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大幅减少了美国对英棉花出口。这迫使英属印度站出来满足兰开夏工厂日益增长的棉花需求。成立于1864年的埃尔金工厂专注于纺纱、织造和后整理。在印度北方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埃尔金工厂
我爷爷的一生在很多方面反映了现代印度的历史。他出生于殖民地印度封建衰落时期的地主家庭，生活轨迹反映了社会声望与经济困顿的复杂交织。17岁的他在完成英语文学硕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加入当地英国行政机构担任食品检查员。当时他急需一份工作来支撑他父亲。为了参加一个面试，他在早晨8:30就守在办公室门口等候10:30才开始的招聘申请。凭借他的执着和教育背景，他在100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为了这份月薪90卢比、差旅补助20卢比的工作 （一共8人民币左右），他每天坚持骑行20公里去上班。
他与工业的结缘始于二战及战后初期（1943年至1946年），当时他担任纺纱和纱线检验员，这些是为满足战争需求而设立的临时职位。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他被聘为埃尔金一号厂的劳工官。那时，埃尔金一号厂、二号厂、坎普尔毛纺厂和坎普尔纺织厂都已归入BIC管理。1948年初，爷爷加入了BIC最大纺织单位的埃尔金一号厂。最初，他的工作是负责劳工事务，包括招聘、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人福利。在他加入约一年半后，埃尔金二号厂爆发了大规模罢工，导致生产中断。爷爷被派去与罢工工人谈判。经过数日的交谈，他接受了工人们的大部分要求，工厂恢复了运转。英国管理层对他处理危机的能力非常满意，提拔他为两家工厂的首席劳工官，并赋予他中层管理职位。
埃尔金二号厂
不久后，他成为整个工厂中仅次于BIC主席的第二号人物。从月薪110卢比的小职员起步，他成为了印度工业界报酬最高的人。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曾经的经济拮据，他在那些日夜操劳维持工厂运转的无数工人的脸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挣扎。他拒绝坐在经理办公室里，而是故意选择在工厂车间内办公，以便工人们能随时找到他。这样他也更能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
1977年的爷爷
几年后，他又被赋予了另外两个单位的管理责任。由于无法同时兼顾四个工厂，他建立了与工会的周会制度。他极度重视工人的基本需求，包括合理的工作时间、充足的午休、住房、医疗以及文体娱乐。当时他已是管理层的一员，顶层高管也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因为这部分支出与财团赚取的巨额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和鞍山一样，坎普尔本质上都是“工业城市”。无论走到哪里，工厂的身影总在视线之中。它不只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城市居民生活围绕运行的太阳。工厂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坎普尔和鞍山，工厂提供的都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契约。正是基于全面社会保障的承诺，工厂才要求工人奉献出最好的芳华。就像鞍山的工人村一样，坎普尔也有工厂住宿区，拥有专门为“工厂人”服务的学校和医院。正是依靠这份工作提供的社会保障，我爷爷才能在抚养自己家人的同时，拉扯大他已故兄弟的孩子们。
虽然鞍钢和BIC在物质基础上有着根本区别（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奉行工人阶级领导原则；而BIC曾由私人外国资本所有，阶级界限森严），但这种社会契约在一些方面是重合的。BIC的工人们住在类似于鞍山工人村的住宿区里。尽管内部存在等级，但他们的孩子和我爷爷的孩子都穿着同样的BIC布料做成的衣服，在BIC俱乐部的节日庆典上社交。经理和工人们在工厂组织的板球赛中同场竞技，我爷爷经常担任裁判。他还是坎普尔市的台球冠军，甚至代表城市参加过全国桥牌大赛。这些俱乐部与鞍钢的工人俱乐部差不多。
爷爷当时住在一栋配套的洋房里。“MacRobertganj 10/417, Ashiyana”——我爸爸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个地址。那是带给他们极大快乐和深沉忧伤的地方，是他们最美好也最痛苦记忆的寄托。工厂及其覆盖区域的核心地位，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到：我爷爷收到的信件，信封上只需写上“坎普尔，Hitkari”两个词，无需其他详细地址，就能准确送达。
爷爷的房子
尽管工厂体制不同，但爷爷坚信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包容和互重。他坚持让工人的住宅紧邻管理人员的住宅建造，以便双方在工作之余也能和谐相处。住在工厂住宿区意味着爷爷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随时待命。当我看到鞍钢博物馆外停放的那辆绿皮运煤火车时，我理解了这意味着什么。我透过模糊的玻璃窗向内窥视，看着那些破旧的座椅，想象着满身煤灰的工人们从煤矿归来，谈论着一天的辛劳。他们以后可能会去公共澡堂洗去一整天的劳累，在下一班开始前分享一个笑话。
鞍钢博物馆外停放的绿皮运煤火车
我爷爷能叫出大多数工人的名字，始终把他们视作家人。厂里的女工会为他系上“拉克希”（Rakhi，印度庆祝兄弟姐妹情谊的节日，姐妹在兄弟腕上系绳祈求保护）。许多老工甚至直呼其名，而他以此为乐。他经常亲自去检查。和印度的每个地区一样，坎普尔是宗教文化的熔炉，这使得工厂等公共场所在发生争端时非常敏感。爷爷亲自钻研工人们的宗教信仰，以便带着理解去尊重他们，甚至抽时间参加他们的活动。他的大门永远向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工人敞开。曾有一位女工哭着来找他，说在工厂工作的她儿子因莫须有的盗窃指控被警察抓走，而她没钱交保释金。我爷爷当即亲自开车去警察局，将孩子保释了出来。
变革的狂风很快袭来。英国老板离开了BIC，将其卖给了印度私人商家。最初几年，新老板维持了原状。然而，他们逐渐开始压榨更高的利润，却拒绝投资于设备现代化。印度很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集体主义的操守和将工厂视为家庭的观念，在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面前溃不成军。曾经被视为家人的工人，现在在私人商家的眼中，仅仅是可以为了压榨利润而随意扭曲的“劳动力”。
1989年，坎普尔毛纺厂因生活津贴问题产生争议，所有工会举行闪电罢工。这次罢工严重影响了冬季的纺织生产。我爷爷凭借旧日的情义与工会谈判并达成协议，罢工随后停止。老板们被迫遵守协议，但因利润受损而心怀不满。他们要求爷爷向警方报案，谎称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他断然拒绝，因为协议是基于诚信达成的，他必须坚持原则。新市场的逻辑与他的人文关怀产生了剧烈冲突。他面临一个抉择：要么背叛与他共事数十载的人们的信任，要么辞职并带着庞大的大家庭搬走。他选择了后者。最终，在为该组织服务32年后，爷爷被迫辞职。
我爸爸说，这些变化对爷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总觉得当他拥有一切时，所有人都在他身边；但当他失去一切时，众人便像散落的书页一样一片一片就飞走了。爷爷非常喜欢读乌尔都语诗歌。在晚年时，他经常吟诵这段诗句：“我终其一生寻找的，最终也未曾寻见；但借此契机，我却看透了这人间。”
这些故事我听了许多年，却从未真正理解其精髓。直到我去了鞍山，看到那里的人们，我才意识到，那种被称为“国家建设者”的尊严比任何金钱都要沉重。我以前从未理解这种变革的残酷，可能是因为我是透过印度自由化后成长的棱镜去看待它的。如果辞职了，换一份工作，生活继续，不是这样吗？工作不就是一个场所吗？我所成长其中的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从未能理解那种情感联结。直到我在鞍山，看到那位老工人在刮风的午后凝视着他双手曾操作过的旧机器，才能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
我终于看清了，这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从未仅仅是一份工作，也从未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对于那些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醒来的耳朵，旧机器的寂静是震耳欲聋的。但那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在某处依然活着。我能从在孟泰公园聚集唱歌跳舞的人群中，或是街道旁无数的麻将社招牌中捕捉到它的身影。
孟泰公园
几十年后，因为我爸爸在政府任职，我们搬到了不同的城市。但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几乎都能听到这样的询问：“你们是BIC的Hitkari家族吗？”。几年前，爸爸接到办公大楼安保部门的电话，说有人要见他。“是谁？”他问道。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告诉他，是曾在坎普尔给他父亲缝衬衫的Stylo裁缝。”一听到那个声音，我爸爸就立刻出去迎接，把他带进办公室。Stylo裁缝和爸爸坐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聊起我爷爷。眼里泛着泪光，回忆起那个工厂，回忆起爷爷如何帮助他的许多亲戚找到工作。我爷爷担心的那些书页或许早已从书中脱落，但它们从未停止向他飞还。
当我走在鞍山的街道和公园时，老工人们总问我为什么不去大连那样的旅游胜地。我说：“为了了解鞍钢的历史。”“鞍钢”他们笑了，眼中闪烁着光芒。随即问道：“可是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也出身于工业家庭。我爷爷曾是印度最大纺织厂的人事和劳资关系主管。”我记得其中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人事处长不仅仅是处长，你爷爷更像个家长一样。是好人。”那个“是好人”留在了我的心里，帮我看见了爷爷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真实的模样。
在许多方面，他就像一位“家长”。我听过这样的故事：女工人们会去找他，抱怨老公酗酒的问题。他会去训诫那些老公，要求他们对家庭更加负责。老工人也会来找他，倾诉儿子对前途的漫不经心，而他则会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份工作，让他们变得更认真。
有时想来，这一令人安慰的念头：如果代价从未如此沉重呢？如果我们不必承受这种冲击呢？如果一切能维持现状呢？但历史的重量是逃避不了的。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我们不曾承受这些，不曾支付这些代价，我们是否还能产生这种同理心，并成为今天的自己？相比于曾经拥有又失去，难道从未经历过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会更好吗？但是，对于那些成就了一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从指间流逝的心灵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失去却不仇恨，真的可能吗？但恨意又何时能有好的结局？
我在鞍山的生活中找到了答案的一丝微光。那些爱过也失去过的人们，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的坚韧告诉我，是什么帮爷爷去面对那些最辉煌的日子转变为最艰难的时刻。
这也让我思考，作为工业家族的后代，我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我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却也无法在这场变革中全身而退。当我向人们提起印度这段现代化进程时，许多人要么完全不知道，要么只记得报纸上一两句关于“某些工厂经营不善”的简短报道。
应该如何向他们解释，那短短两行的文字，对于那些用长满老茧的双手一砖一瓦建立起那个世界的人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崩塌？作为研究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去讲述关于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那些故事。不是关于悲伤，更是关于韧性，为了表明，在面对这一切时，我们并不孤单；在挺过难关并走出来时，我们亦非独自一人。
但这件事并不容易。“为我们写研究论文有什么用？这帮不了我们，对吧？”这是我十年前在德里贫民窟进行口述史田野调查时被问到的问题。那时我给不出答案。我只是为了我的简历才做这些吗？这确实没能帮到他们，不是这样吗？此后的近十年里，每当我动笔写论文，这个问题就会萦绕在我心头。
最近，我在王老师对鞍山生活的追忆中找到了答案。他写道，利用这段历史去塑造一种“平等文化”的可能性。我想我可能会再花十年甚至二十年去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点。如今，曾让坎普尔在世界地图上熠熠生辉的BIC工厂已经沉寂，我们衣柜里只剩下几条印有“Cawnpore Woollen Mills”标签的毯子。那些曾呼唤我爷爷名字的成千上万人，早已不见踪影。他们或许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或者在其他省份，工厂似乎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远去。但它何曾停止过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出现在那些总是在车间地板上流淌的记忆里，出现在关于昔日生活的轶事里，出现在我们不断偶然遇到的“你们是不是BIC的Hitkari家族”的那一问题中。我发现虽然那个工作不再运营，但我们还抹不去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我爷爷说的“借此契机，我却看透了这人间”也藏着从那种崩溃的世界中挖掘出一丝光芒的希望。
如何利用这段历史构建一种平等文化，这是一个沉重的课题。目前的我或许无法给出答复。但或许对这段历史的铭记与认同，便是它的第一步。目前我只能说：没有我的爷爷，我无法读懂鞍山的历史, 而如果不了解鞍山的历史，我也无法真正领悟爷爷那份坚韧不拔的力量。
（本文作者Cherry Hitkari 李雯樱，出生于印度勒克瑙市，是哈佛燕京学社与德里中国研究所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员，她目前以进修生身份就读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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