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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中旬，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和周总理，坐专机飞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小平，企图阻止他担任第一副总理。
后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相继发生。
历史翻开了新一页，1980年中央决定公审“林、江反党集团”，小王的“长沙告状”自然成了重要罪行。
特别法庭根据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将“长沙告状”作为第一审判庭的首次庭审。
但谁也没想到，庭审后国内外对此都有反应。
国外的新闻媒介对此表示“不理解”，国内参加法庭旁听的代表，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因为“四人帮”利用合法地位“告状”，是想阻止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这的确是阴谋诡计，但在组织上是合法的。
小王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去向主席汇报“工作”，即便内容不正确，程序上也没有错，以此定罪是不恰当的！
如果仅仅因为汇报内容不实就定罪，那以后党内谁还敢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会彻底破坏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类似的说法社会上有不少，外界的反应与法庭开始时的初衷，出现了背道而驰。
从纯粹的法律和组织程序角度来看，小王的行为属于党内斗争和政治权谋的范畴，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反革命罪行。
特别法庭的审判员王文正，在庭审前就提出过不同意见：
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其用心险恶，有诬告行为。 但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为反革命罪提出起诉，是要考虑的。
可惜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两案”的审判指导委员会，还是将“长沙告状”作为第一条重磅罪状来起诉，想以此作为突破口。
发现国内外舆论对此产生争议后，特别法庭内部也展开了激烈讨论。
一部分同志认为，审判本身就是“走过场”，是对“四人帮”进行政治清算，程序只是披上合法外衣。
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程序就可以简化甚至扭曲，“四人帮”罪恶滔天，已是“国人皆曰可杀”。
“四人帮”当政的时候，从来不走法律，肆意用政治手段迫害无辜，现在他们倒台了，凭什么受法律保护？
何况“四人帮”自己都已放弃辩护（其实是阿姨、春桥、小王放弃，姚文元没放弃），更说明程序无足轻重。
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即便审判有强烈的政治背景，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形式。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前高层进行公开审判，必须为后世确立“依法审判”的先例。
不能开“因人设法”、“程序虚无”的恶例。
审判要经得起历史和国内外舆论的检验，如果程序有明显瑕疵，判决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会大打折扣。
“文革”十年是对法律和一切规则的彻底破坏，要做好“拨乱反正”，就必须从最细微的程序正义开始重建。
哪怕这个“形式”一开始很薄弱，也必须先把它立起来。
现在“四人帮”有三人拒绝辩护，本来就是在否定法庭的正义性，不能再给他们提供话柄。
“长沙告状”这件事，恰好处于政治错误与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带。
是否将其作为主要罪状，最能检验审判是“政治表演”还是“司法审判”。
如果强行将它定罪，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政治斗争失败方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随意追溯为刑事犯罪。
这就模糊了政治与法律的边界，产生“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恶劣示范，后患无穷。
如果将这件事排除，则意味着法庭承认了 “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 的底线原则。
即便对“四人帮”这样被定性的集团，也只用他们确凿触犯刑法的行为（如策动武装叛乱、制造武斗伤亡）来定罪量刑。
经过反复争论和交流，最终“重程序”的一方说服了大家。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据理力争”，更是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整个国家和党内外，都弥漫着对“无法无天”状态的深恶痛绝。
大家对都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和秩序，拥有强烈渴望。
维护审判的程序公正，是回应这种社会心理、重建执政合法性的迫切需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做法极其有效，阿姨发现“长沙事件”不追究后，也接受了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做辩护。
小王态度也明显变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明显认识，不再抱怨“成王败寇”，而是在减刑上开始想办法。
1980年的这场争论和最终选择，其意义远超审判本身。
它确立了“程序意识”的起点，即使最具政治性的审判，也不能完全抛开程序。
这为后来“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发展，埋下了一颗虽然微弱，但极其重要的种子。
它避免了用法律手段，清算一切政治分歧的先例，为日后处理历史问题，划定了一条谨慎的界限。
这次审判的经验与教训，直接体现在后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中，强调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等程序权利的保障。
从某种程度来说，审判“四人帮”是我国法治理念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司法界和党内有识之士，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法治程序的尊严进行了坚守。
这场争论及其结果，对中国后来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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