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仓河一带老一辈人的口中,安丰:是“堤西”,也是“西乡里”;而三仓河地区往东,堤东一带,老一辈人口中的“东海里。”

当年一堤之隔,后来的国道之隔,东西两分,方言、风俗、水土风物渐渐有微妙的差异。

比如三仓河一带的人说“堤西”发音6为“奇西”,而“堤西”人发音为“瓷丝”。

再比如,小的时候看到堤东一带结婚,有钱的人家用拖拉机娶新娘,条件一般的自行车上绑红绳带新娘;而西乡呢,90年代初我曾经报纸上看到东台西乡娶新娘,那是壮观的十里红船,用船接新娘,新郎摇桨新娘坐船舱,后面还跟着一船又一船的嫁妆,非常的浪漫有情调。

两地稍微有差异,却又在老安丰车站这个小小的节点上,紧紧相连。老安丰车站,不只是往来停靠的站点,更是我童年的坐标、青春的记忆,也是家族文脉里,一段走不散的乡愁。

小时候从三仓去东台,老中巴车在安弶公路上一路向西颠簸,开到安丰204国道十字路口转弯向北时,就会开心起来:快了,马上就要看到“大马”(东台城转盘原标志性建筑)了。那是我们乡下人进城的仪式感,仿佛转过这个弯,热闹好玩的台城就不再遥远,“大马”在招手了。

从东台城返程时,车子在安丰转弯向东,心头又是一喜:家近了,三仓河的炊烟、家里的小猫、村口的河塘,都在前方等着。安丰,就这样成了我童年进城玩耍的路上,一头连着家乡、一头连着城市的中转站

真正在安丰停留,是约25年前在唐洋中学复读那年。班里有位安丰的姑娘,热情邀我去家中做客。那是我第一次真切走进“西乡里”的人家,主人家拿出最隆重的待客礼数:云片糕、脆饼、馓子、糖果和热茶,摆满一桌,满是淳朴的热情。

吃饭席间,她向亲戚介绍我是“三仓来的”,桌上恰好有鲜美的海鱼,长辈笑着问:“你们东海里的人,是不是天天都能吃鱼?”我一时诧异,连忙解释三仓并不靠海。可在他们的观念里,过了沈灶街,便统统算作“东海里”,我是“东海里”来的丫头。

再后来远赴苏南读书、工作,安丰更是成了驿站。

无论是去童年东台的短途中巴,还是少年以后南下苏南的长途大巴,总会在安丰停留——有时在红绿灯路口短暂歇脚,有时驶进老车站。那时的车站简陋却热闹,许多大巴中巴都会进站互相周转乘客,后港时堰一带的也会在安丰周转。车老板偶尔还会抱怨几句进站被收了费,末了加上东台国骂“认娘滴”。

每一次乘坐的中巴或者大巴停靠,总有提着竹篮的老太太围上来,叫卖着米饼、茶叶蛋、薄荷糖、煮玉米;到了秋天,篮子里便多了棱角饱满的老菱。“卖老菱”“卖老菱啊”。我们“东海里”不产这样大的老菱,它是“西乡里”独有的特产。每次路过,我总会买上一袋,咬开菱壳,粉糯清甜,那是安丰独有的味道,也是旅途里最踏实的慰藉。

十几年前还没有私家车的时候,我们经常带着孩子从三仓坐到安丰后,等到泰州婆家的班车。有一次到早了,一起在安丰镇上逛了逛,孩子他爸去“海澜之家”买了条裤子。那时的安丰,商铺林立、人流不息,热闹得像座小县城,处处都是鲜活的烟火气。

前几年,亲戚家孩子在安丰读书,邀请我们一起去安丰古镇走走。那时候盛夏的古镇安静得出奇,没有别处景区的人山人海,整条古街只有我们几人漫步,连飞鸟都少见踪影。青石板路、老木门、斑驳的墙面,藏着千年盐场的底蕴。如今全国各地的古镇喧闹拥挤,只剩人头攒动,而安丰古镇,却守着一份难得的清幽,值得静下心来慢慢逛。走在古街上,仿佛能听见旧时盐船的橹声,看见老街昔日的繁华,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温柔又治愈。

今年春节,我们又去了安丰。在古镇外,吃到了喷香的桶炉烧饼和外焦里嫩的臭干,这一口烟火气,正是最地道、最暖心的东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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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与安丰的缘分,早已刻在血脉里。我家家谱记载,先祖当年从泰州来到安丰场,追随明代大儒王艮求学,随后便在安丰定居;清朝中期,家族一支从安丰迁往三仓,繁衍生息至今。原来数百年前,我家先人就曾走过安丰的街巷,在这片土地上读书、生活;而我曾经一次次途经老安丰车站,不过是循着先祖的足迹,重回故地。

老安丰车站,见证过东西乡里的风土人情,承载过我的童年期盼、少年心事与远行乡愁。它是地理的分界,是交通的节点,更是情感的归宿。

岁月流转,车站已经搬迁,旧貌换新颜,停留的车子越来越少,但安丰留在我心底的印象,始终温暖清晰。那是乡音的牵挂,是风物的温柔,是血脉里斩不断的根脉,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岁岁年年,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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