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事仪式，快办不起了|丧事|主家|乐队|白事|路祭|酒席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黄丽芬】

又是一年清明至。人们追思怀远，祭奠先人，也在这一时节更加关注“身后事”如何安顿。

就在清明前夕，3月30日，去年通过的《殡葬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可以说正是对这份关切的及时回应。

该条例旨在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规范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以解决殡葬服务过度商业化、公益性不足的问题。它的目标清晰而具体：减轻群众经济负担、规范市场秩序、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可以说，这一条例的出台，相当于给大办白事戴上了“紧箍咒”。

修订后的《殡葬管理条例》自2026年3月30日起施行，全文共8章73条。

那么，这道“紧箍咒”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番现实图景？

笔者家乡位于鄂东南农村，是一个人口大县。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逐渐成为打工大县。从社会结构上看，属于典型的宗族性村落，一个自然村往往由同姓家族组成，共同供奉一位“落业祖”。2010年以来，家乡县城辖下的农村掀起了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祠堂成为多功能综合性场所，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功能便是操办红白喜事。祠堂落成后，各家各户的红白事都在这里举行，以群众自组织的方式实现了仪式场所的公共化。

2025年初至今，笔者亲身经历了家乡的三场白事。结合这些经历以及对几位中老年农民的访谈，本文尝试梳理并讨论家乡日益昂贵的白事仪式。

一、仪式服务类型及相关费用

一般说来，白事是所有生命仪式中最为隆重、参与人数最多、民俗规定性最强的仪式。它涉及多重关系的梳理、确认与展示，包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死者与子女之间“孝慈一体”关系的展演、死者与吊唁者之间关系的回顾，以及子女与吊唁者之间关系的再确认。

一场白事涉及多种角色：死者、主家、帮忙的乡邻、客人、风水先生、道士、乐队以及脚夫（家乡对抬棺人的称呼）。其中，主家和客人是白事的主角，而风水先生、道士、乐队和脚夫则负责主持不同环节的仪式。由于大多数主家和客人都对仪式细节不熟悉，后四种角色往往主导了白事仪式的话语权。主家和客人需根据他们的指导或跪或起、或哭或止，并按要求准备各类仪式物品，推进仪式进程。

这四类角色提供的服务各不相同，收费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1）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在家乡也叫“年月师”，是人去世后主家延请的首位仪式主持者。其主要职责涵盖三个方面：

一是勘定下葬时间，依据死者的生辰八字、亡故时辰，并结合黄道吉日，综合确定停灵时长与安葬日期；

二是选定下葬地点，在主家陪同下前往祖坟山实地勘察，确认墓穴的具体位置与朝向，并主持动土仪式；

三是确定冲撞属相，推算出1至2个与白事相克的属相，由主家在出殡当日张贴公示，提醒相关人士在特定环节注意回避。

风水先生的酬劳全部由主家承担，收费标准通常在大几百元至一两千元之间，且多取带有吉祥寓意的数字。

风水先生 AI制图

（2）道士

道士一般由两人组成，多为师傅带徒弟的搭配，协作完成从停灵、入殓到下葬期间的多场法事。每场仪式均包含念经、烧纸、超度亡灵及占卜等环节，旨在与亡灵沟通各项事宜。以掷杯筊为例，如果未能连续三次掷得“圣杯”，则需重复相关仪式，因此整体耗时较长。

道士的费用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做法事费用，全部由主家承担。收费起步价为一千余元，具体金额根据主家要求的法事次数浮动——次数通常为5次至12次不等，次数越多，费用越高。

二是祭文服务费用，涉及代写和代读祭文。道士备有数个祭文模板，仅需替换祭者与死者的姓名、关系等基本信息即可成文。每代写或代读一篇祭文收费50元，这部分费用由祭者承担。按惯例，每位祭者通常需支付这两项费用，平均花费为100元。

（3）乐队

乐队一般由6到10人组成，包括主持人、主唱、各类白事乐器手，他们自带全套设备，除在安葬当天负责作揖、摸棺、哭灵、起灵、路祭中的所有配乐工作外，还是摸棺和哭灵环节的主持者。

乐队费用由主家和客人共同承担，有两种收费模式：一是包干制，主家一次性付给乐队三千到五千不等的费用，摸棺所得归主家所有，少数白事规模大的会选择包干制；二是半包干制，主家先给乐队一笔费用，大致是两千元左右，摸棺所得归乐队所有。大多数家庭选择半包干制。

2014年，福建省长乐市一送葬队伍走出家门口。这支送葬队伍长达2公里多，据村民介绍，这场丧事花费至少上百万元。图源：新华网

除了主家给的费用外，白事上乐队还有两大笔收入，来自吃过午饭到起灵之间的摸棺环节和哭灵环节。

首先是摸棺环节的费用。

乐队在棺材上放置一个大空盒，由主家、宗亲和客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排成一队，在主持人的带领下手摸棺材前进，以示对死者的不舍。除主持人外，每个人走到盒子旁边都要往里面丢钱，数额从5元到100元不等。送葬队伍一共绕棺三圈，每个人也就需要丢三次钱。

一般紧跟主持人的是死者的子女，越在队伍前头与死者关系越近，他们基本上被要求单圈至少丢100元。如果第一圈没达到这个标准，旁边的乐队成员会介入提醒，话语包括“打头的不是红钱不好看”等，经过提醒，第二圈基本都会提高数额。

同时，越在队伍后头对数额要求越松，多数是10元、20元，未成年孩子丢5元。三圈过后，摸棺总费用差异较大：与死者关系较远的未成年孩子至少花费15元，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子女们每人花费200至300元。

由于每个送葬者都要投钱，白事规模越大，摸棺环节的总费用就越高。

其次是哭灵环节的费用。

摸棺结束后，所有送葬人员跪在棺材前，主唱在丧乐配合下带着哭腔唱歌，边唱边在送葬人群中走动，身后跟着一名手拿大空盒的乐队成员。主唱在走动过程中会扶起跪在地上的送葬者，每个人被扶起后要给一次钱，数额上同样要求与死者关系越近给钱越多。

一般跪在前排的都是戴重孝者，从孝服可以判断他们与死者的亲疏关系，主唱首先扶起的就是戴重孝者。如果某人给100元，主唱就会暂停唱歌，对着他说一些好听话，类似于“某某孝子的孝心感天动地”，相当于向所有人宣告他给的钱比较多。如果给钱没达到预期标准，例如戴重孝者只给10元、20元，主唱会第二次、第三次扶起他，每扶起一次就要再给一次钱。

在三四首歌的时间里，大多数送葬者都会至少被扶起一次，跪在队伍前头的基本都会被扶起。哭灵的总费用同样差异较大，而且无论主家请乐队时选择包干制还是半包干制，哭灵所得全部归乐队所有。

（4）脚夫

脚夫一般由10人组成，其中8人负责抬棺，2人负责抬祭桌与祭品（主家也会安排人帮忙）。按照传统，脚夫一般不直接收钱，而是以礼包形式作为酬劳。主家对脚夫的回报主要体现在：提供高于所有人标准的酒席，且专门为脚夫准备两桌。

需要举行路祭仪式（从祠堂到墓地途中多次停下的祭祀仪式）的人负责提供礼包和祭品。其中，死者的姐妹、女儿、侄女、外甥必须做路祭，死者的外甥女可根据情况选择做或不做。礼包是送给脚夫的慰劳品，一个礼包内含一双鞋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两瓶饮料，由死者女儿负责购买，每个女儿购买10个礼包。祭品是祭祀所需物品，包括搭红（红布或红毯，搭在棺材上）、烟花、花圈、香纸鞭炮、2条烟、1大包各色糕点。由所有做路祭的人以小家庭为单位准备，每个小家庭准备一份祭品。

出殡前，脚夫会检查和收取祭品，一看祭品类型是否齐备，二看祭品价值是否符合预期。笔者参与的白事中，曾出现祭者准备2条200多元/条的烟，被责备过于廉价，要求更换成至少400元/条的烟。祭品花费较大，平均每个家庭花费至少大几百元，其中的烟和糕点在路祭结束后归脚夫所有。

总之，家乡白事花费环节多、涉及人数多、费用总量大，也因为出钱出物者、收钱收物者都很多，很难精确统计一场白事的仪式总费用，但每个家庭基本能计算出自己的开支。

以笔者作为死者侄女参加的一场白事为例，总支出1900多元，其中1000元是送给主家的礼金，900多元是祭品钱、摸棺和哭灵钱、代写代读祭文钱。结果令人震惊，这里面的仪式支出已经与送给主家的礼金相当了。在交流中发现，部分人的仪式支出甚至略高于礼金。

二、白事仪式服务市场与费用上涨

访谈发现，家乡白事仪式开支并非一直这么昂贵，而是这些年水涨船高的结果。

据家乡老人们回忆，1990年代的白事仪式很简单，费用也比较便宜，对比起来，风水先生和道士的费用是逐步上涨的，大家接受程度较高，而乐队和脚夫的费用近几年明显上涨。

首先，乐队费用的上涨与专业服务市场的形成高度相关。

家乡老人们说，白事上有乐队是2000年以后的事，也说不清是从哪里学来的。大批人外出打工，手里有了活钱，才请得起乐队。最开始乐队只提供配乐活动，用以增加仪式悲恸氛围，彼时村镇从事乐队服务的人也比较少。大致2010年以后才增加了摸棺、哭灵环节，且费用越来越高，村镇从事乐队服务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个村镇有好几支队伍。

近些年甚至组成了专业队伍，为了拉生意，他们会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短视频进行宣传，还和风水先生、道士、一条龙服务商家等组成合作关系，互相提供信息。除白事外，这些专业队伍还承接红事、做寿、考学、乔迁、开业活动等，除乐队和唱歌外，还发展出舞蹈队、打鼓队等服务项目。

图为1993年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剧照。剧里，老舅请来的团队既可以在县城组乐队，也可以扮演“假和尚”在灵堂前念“经”。

专业服务队伍形成后，购买相关服务的家庭越来越多，白事请乐队就成为“标配”。一个乡镇范围内有几家举行了摸棺、哭灵环节，在利益驱动下，乐队就会通过“大家都这么办”引导所有白事都举行摸棺、哭灵环节；有几家摸棺、哭灵时给钱较多，乐队就期望所有家庭给钱较多，且在没达到预期时通过话语提醒、多次扶起等方式校准。

其次，脚夫费用的上涨与队伍人员的变化高度相关。

打工经济兴起前，家乡白事脚夫在村落内部产生，属于村庄互助体系的一部分。以笔者娘家所在村落为例，虽然整个村落列属同宗，但内部分为5个房头。每当有白事，每个房头的话事人会在本房头内部选出2个脚夫参与抬棺。因为每个房头都会举行白事，所以抬棺就是一种村落内部的互助行为，不需要提供特别的礼品，也不要求高昂祭品，只需要主家为其多备一桌高规格酒席以慰辛劳。

打工经济兴起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房头话事人模糊化，因为大多数人外出务工，话事人也外出务工，常出现无法确定到底由谁主事的情况；二是房头话事人在本房头找不到合适的抬棺人，房头内部多以轮流方式参与抬棺，但大家外出务工后，轮流制无法继续，房头内部不平衡程度越来越高，就算有话事人，其动员能力也越来越弱；三是房头之间的不平衡程度提高，有的房头因为总找不到抬棺人，只能由别的房头多出人，时间久了，平衡互助就被打破了；四是空心化程度过高，导致村落内部无法凑齐一支脚夫队伍，需要整合临近几个村。

结果，抬棺不再是村落内部互助事务。一方面，互助的平衡性被打破，不再具有互惠互利的属性，从而需要通过礼品、祭品等形式做出补偿；另一方面，脚夫队伍来源超出村落范围，不再是共嵌一个互助体系内部的人，这就更需要提高礼品、祭品的价值了。虽然脚夫队伍还延续着老传统，不直接收钱，以收礼品形式保留互助性和礼仪性，但礼品、祭品价值的不断上涨表明其早已走向市场化逻辑。

近些年家乡也确实出现了半专业化的脚夫队伍，他们平时散居于周围几个村庄，有需求时就相互联系组成队伍并提供服务。笔者婆家的一个叔叔在务农之余兼职做脚夫，业务遍及周边几个村落，每次抬棺都会带回一大蛇皮袋的烟和各色糕点，后续又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东西变现，有人评价说不如直接给钱，省去许多麻烦。

三、村民的被动应对

那么，面对高昂的仪式费用，村民们又是如何评价和应对的呢？

整体来看，村民们虽然有不满情绪，但也只能被动跟随，较少有因为高昂费用产生矛盾的情况。

首先，白事仪式费用上涨是因为白事服务市场价格贵，与村庄面子竞争关系不大。

与不少地区农村因面子竞争而导致白事大操大办不同，家乡白事费用上涨主要是白事服务市场化带来的，仪式环节变多且每个环节价格提高主要肇始于风水先生、道士、乐队、脚夫等仪式角色的多样变化，他们是主导者，而包括主家和客人在内的村民只能被动跟随。

宗族性村庄具有强结构性，社会整合程度较高，个体如果随意打破既有规矩，会遭受较多负面评价。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率先增加仪式环节，或主动提高相关费用，村民们很少评价其“有实力、有面子”，反而会评价“不如生前给老人多花点，不如照顾照顾宗亲”“打破规矩就是给别人压力，不考虑别人死活”等，而那些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主动提高费用，更会得到“打肿脸充胖子”的评价。当价格上涨是因为市场行情，而非面子竞争时，村民只能随行就市。

其次，许多收费是在仪式场域中发生的，是压力之下的消费行为。

白事仪式营造了一个肃穆的公共场域，一方面每个人都需要遵照结构中角色的要求调整其行为，不能逾矩越礼；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会在他人凝视的压力之下行动，想拒绝又不能，且必须快速行动。如哭灵环节因为给钱少被多次扶起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在众人的围观下，不仅显得比较小气，而且拖慢了仪式进程，导致大家跪更长时间。

多人收费、多人支出的模式使得即便是主家也没办法调节控制，在仪式过程中要求少收费，客人碍于情面难以在现场向主家反映仪式支出过高的情况，更不会在现场与收费方发生矛盾，影响主客关系。结果主家与客人彼此信息难以共享，仪式费用主导权被牢牢掌握在四类仪式服务人员手中。

再次，事后村民会将之自我合理化。

仪式结束后，村民一算开支，大多会惊叹“竟然花了这么多”，并强调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但很快又会通过一些话语自我合理化这笔支出。这些话语包括：“花都花了”“大家都这样，这是行情”“送他（指死者）最后一程，最后一次了”“都是你来我往的事，算不清楚的”等。

这些话语进一步表明，处于地方白事服务市场、地方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村民只能被动接受超出预期的白事仪式费用。

最后，村民普遍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或借助外力扭转局面、减轻负担。

面对高昂的仪式费用，有的老人交代儿孙：“我走了不要乐队和脚夫，用个车子拉上山就行”；部分人畅想有人出头带着大家制定新规矩和新风尚，让白事回归简单，回归送别意涵，少些金钱味道，但又承认当前的村庄很难有这样的人出现，要么很少有人愿意出头做这个事，要么社会性集体行动难度太大；部分人则希望政府和外力介入规范白事服务市场。

四、政策建议

可以看到，《殡葬管理条例》问题导向突出，符合群众实际需求，但其具体落地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才能有的放矢，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结合家乡实际，笔者认为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成立并发挥村落红白理事会作用，以社会力量倡导丧事简办。宗族性村庄自带社会结构力量，有利于遴选出合适的红白理事会成员，村干部可以通过赋予其半正式身份等方式实现动员。

其次，规范乡村白事服务市场，进行清单化管理。一是管理白事仪式服务人员，通过登记造册、市场培训、法律法规宣传等提高服务人员素养，引导白事服务市场的发展方向；二是制定白事服务标准，结合地方民俗习惯，在丧事简办原则下，制定与仪式服务环节和内容相关的市场标准，遏制白事仪式的繁琐化；三是制定白事服务收费标准，以县域为单位制定按照白事服务环节和内容制定收费标准，并明确惩处措施和举报渠道。

最后，提高白事仪式服务的公益属性，减轻农民负担。在公墓建设、公用场所建设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仪式服务方面以“群众自费+政府补贴”方式引导群众主动提供相关信息，方便提高市场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