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庆，徐悲鸿干了一件让所有人看了都憋屈的事儿。
他哆哆嗦嗦地掏出东拼西凑来的20万现钞，外加连夜赶出来的10幅真迹，亲手送到了一个叫“刘将军”的男人手里。
这不就是明抢吗？
没错，但徐悲鸿不但不能报警，还得对人家客客气气的，生怕对方一个不高兴，就把桌上那卷画给撕了。
这哪里是赎画，分明就是花钱买那帮强盗闭嘴。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两年。
1942年的昆明，那会儿真是乱成一锅粥。
日本人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转悠，警报声一响，老百姓就得往防空洞里钻。
徐悲鸿当时在中央大学教书，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那天警报又响了，大家伙儿刚跑进防空洞躲过一劫，谁知道等警报解除了，徐悲鸿回到办公室一看，整个人直接凉了。
门锁被撬开，箱子底儿朝天，他收藏的那几十幅古画，全没了。
这一吓非同小可，徐悲鸿当场就两眼一黑，晕死过去。
要知道，这丢的可不是一般的物件，里头有一幅《八十七神仙卷》，那是他的命根子。
1937年他在香港，为了从一个德国人手里把这画截下来，把自己手头的1万现大洋全都砸了进去，这还不够，又搭上了自己最好的7幅画，这才换回来这么一卷东西。
这画什么来头？
那是唐代吴道子的手笔，画上八十七个神仙，没有一点颜色，全靠线条在那飞，张大千看了都直呼内行。
徐悲鸿爱这画爱得发疯，专门刻了个“悲鸿生命”的章盖在上面，走到哪带到哪，睡觉都得枕着。
这就好比你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一张彩票上，结果风一吹，彩票飞了。
那时候国民党云南当局虽然也下了命令要破案，可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警察局那就是个摆设，甚至可以说是土匪的窝点。
案子查来查去，最后成了无头案，徐悲鸿也在郁闷中大病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事情的转机来得特别狗血。
两年后，徐悲鸿在重庆养病，本来以为这辈子跟这画是缘尽了。
结果呢，他的一个女学生卢荫寰去参加个局，竟然在一户阔绰人家里看到了这幅画！
那个主人正挂在墙上显摆呢。
卢荫寰因为天天临摹老师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来了。
消息传回来，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报警啊！
抓他丫的！
但徐悲鸿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他拦住了所有人。
他太清楚这帮人的底细了，既然敢在大后方这么明目张胆地挂出来销赃，背后的势力绝对不简单。
这就像绑匪绑了你儿子，你敢随便报警吗？
万一对方狗急跳墙，把画给烧了，那就彻底完了。
就在徐悲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刘将军”——刘汉钧主动上门了。
这人徐悲鸿认识，早年在新加坡还是“朋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间人。
他带来的话很直接：想要画？
拿钱来。
20万现金，外加徐悲鸿的画作。
这完全就是趁火打劫。
那时候法币贬值得厉害，物价一天一个样，徐悲鸿身体又垮了，上哪去弄这20万？
但这还没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刘汉钧把时间点卡得这么死，手里又有货，他就算不是当年偷画的贼头子，也绝对是同伙。
所谓的江湖义气，在真金白银面前，连张草纸都不如。
徐悲鸿没办法，只能认栽。
他拖着病体，没日没夜地画画，还要拉下老脸四处借钱。
那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明明是自己的东西，还得花天价买回来，还得对贼感恩戴德。
但在徐悲鸿眼里，只要画能回来，受点委屈算什么。
交易那天，徐悲鸿表现得异常平静。
没有骂娘，也没有质问，就这么把钱和画推了过去。
当那幅《八十七神仙卷》再次回到手里时，他打开一看，心都在滴血——画上那枚“悲鸿生命”的印章，已经被贼人给挖去了。
那个缺口，就像是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伤疤，永远地刻在了这幅传世名作上。
后来有人问徐悲鸿，既然画回来了，为什么不找人收拾那个姓刘的？
徐悲鸿只是摇摇头。
在那样的环境下，能把画全须全尾地拿回来，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那个“刘将军”背后指不定牵扯着多大的官僚网络，真要查下去，恐怕连徐悲鸿自己都得搭进去。
在那个人吃人的世道里，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赢家，至于面子，早就不值钱了。
这事儿说起来挺让人唏嘘的。
徐悲鸿用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打赢了一场一个人的“国宝保卫战”。
那个被挖去的印章，不再仅仅是一个瑕疵，它成了这幅画最惊心动魄的注脚。
咱们现在去纪念馆看这幅画，看到的不仅是神仙的飘逸，还有一个文人在乱世里的无奈和坚持。
那枚被挖去的印章，到现在还留着个大窟窿。
这幅画后来一直陪着徐悲鸿，直到1953年他脑溢血走了，这事儿才算彻底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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