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至，细雨如丝。
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清明节祭祖是对祖宗和家风的传承。这不，又是一年清明节。我家的祖坟在村北面大地里。已有四代人在这里长眠安息。
我家世代住在周王山西麓这个小村子里，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穷，但穷得有骨气——这大概是我们家风最朴素的底色。
爷爷在世时，家里的规矩大得吓人。
吃饭时，长辈不动筷，晚辈绝不能先吃。夹菜只能夹自己跟前的，不能满盘子翻。走路遇见长辈，要站定问好。家里来了客人，小孩子要倒茶递烟，然后安静退到一旁。这些规矩，父亲一一传给了我，我又一一传给了我的孩子。
可这些只是家风的“形”，真正的“神”，是爷爷一生都在践行的四个字：本分、担当。
1938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们村子。鬼子烧了半个村，杀了三个不肯说出八路军去向的村民。整个村子笼罩在恐惧之中。不久，鬼子要在各村选“维持会长”——说白了，就是给日本人办事的汉奸头子。
谁都不愿干，谁都不敢干。
可村子需要一个敢跟日本人周旋的人，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也需要一个能在明面上掩护的人。村里的老人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我的爷爷。
爷爷那年三十出头，在村里人缘好，脑子活，嘴也严实。更重要的是，他有种庄稼人特有的沉稳，天大的事落在肩上，也不见慌张。
“让我去吧。”爷爷只说了这四个字。
奶奶后来说，那天晚上她哭了整整一夜。当维持会长，名声不好听，稍有不慎还会掉脑袋。可爷爷说，总得有人去。日本人要的是粮食和情报，咱给假的，把真的留给八路军，这叫将计就计。
从此，爷爷白天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赔着笑脸应付差事；到了晚上，就摸黑出门，把鬼子的兵力部署、扫荡计划，一五一十地传给村里的地下交通员。
村子里有人戳他的脊梁骨，骂他是汉奸。爷爷听见了，一声不吭。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
真正让我明白爷爷胆量和智慧的，是父亲后来讲给我的那个故事。
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八路军总部的几位领导秘密来到我家，在东屋开会。爷爷在院门口佯装晒太阳，实际在望风。
突然，一小队日本兵从村东头开过来，刺刀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闪着寒光，直直朝着我家这个方向走来。他们要经过村子，到邻村去搜查八路军。
爷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东屋里的人不能从后院撤——后院的围墙外面就是开阔地，没有遮蔽，跑出去反而会被发现。
硬拼？一个农民，连枪都没有。藏？十几个鬼子挨家挨户搜，迟早会搜到。
父亲说，他当时躲在里屋，透过门缝看见爷爷急得额头上青筋直跳，可只跳了几下，爷爷就平静了下来。
爷爷不慌不忙地迎了上去，满脸堆笑，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加手势，比划着说村西头的路上有地雷，前几天炸死了一个皇军，他亲眼看见的。他自告奋勇，要带皇军们走村东头的小路绕过去，虽然远一点，但安全。
带队的日军小队长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那条空荡荡的村西大路，又看了看一脸诚恳的爷爷，竟然信了。
爷爷领着十几个鬼子从村东头绕了一大圈，等把鬼子送出村，再赶回家时，东屋里的八路军干部早已从地道转移到了后山的联络点。
事后，那位八路军首长握着爷爷的手说：“老哥，你救了我们几条命啊。”
爷爷只是憨憨地笑了笑：“庄稼人，没别的本事，就是脑子转得快些。”
1945年鬼子投降后，村里人才知道爷爷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那些曾经骂他的人，登门道歉。爷爷摆摆手说：“不怪你们，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谁。”
解放后，有人劝爷爷去找当年的那些首长，说不定能谋个一官半职。爷爷拒绝了，扛起锄头又下了地。他说：“我又不识字，当什么官？种地踏实。”
他从不主动跟人提起当年的事。要不是父亲反复讲给我们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做过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爷爷八十三岁那年，在自家院子的老槐树下安详离世。临终前，他把父亲叫到跟前，只说了一句：“做人要本分，该扛的事别躲。”
这句话，爷爷用一生作了注解。
清明时节，跪在爷爷的坟前，摆上供品，点燃纸钱。青烟袅袅升起，飘散在细雨里。
父亲磕了三个头，我磕了三个头，我的孩子也跟着磕了三个头。孩子还小，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对着一个土堆磕头，但他知道，这里面睡着的人，很了不起。
回家的路上，我对孩子说：“你太爷爷是个英雄。”
孩子问：“英雄是什么样的？”
我想了想，说：“英雄就是在本分里活出担当的人。你太爷爷一辈子种地，可他在该站出来的时候站了出来，该扛事的时候扛住了。这就叫英雄。”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风吹过麦田，掀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我突然觉得，爷爷其实从未离开。他在每一次饭桌上的规矩里，在每一句“做人要本分”的叮嘱里，在每一个清明节的这场奔赴里。
这就是我们的家风——本分做人，危难时挺身，平淡中坚守。
一代人走了，一代人还在。家风就像这四月的细雨，润物无声，却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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