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日本艺伎是古典、雅致的代名词，是京都古街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符号。可前艺伎桐隆清叶的亲身经历，却狠狠撕碎了这层光鲜的滤镜，揭开了这个传统行业背后，堪比奴隶制的黑暗真相。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6 年从京都艺伎区逃离的桐隆清叶，直言自己当年逃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奴隶制体系”。而年少时在这个圈子里留下的创伤，她坦言，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永远无法愈合。
桐隆踏入这个圈子，最初源于对传统艺术的一腔热爱。
十几岁的时候，她原本一心想当时装模特，加入了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在地下偶像团体和地方演出里辗转。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日本舞，在工作室里看到大师表演的那一刻，她彻底被那行云流水的舞姿吸引住了。
“那种流畅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不像是常人能做到的。” 时隔多年，她依旧记得当时的震撼。
初中毕业那年的春天，一场演出结束后，一个艺伎区的常客主动找到了她，问她：“要不要试试当舞伎？”
舞伎，就是艺伎的学徒，也是很多女孩踏入这个行业的第一步。桐隆起初有些犹豫，可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她能不能继续升学都是未知数，思来想去，她还是决定抓住这个看似能改变人生的机会。
毕业前夕，她加入了京都的一家置屋 —— 也就是专门管理艺伎、舞伎的生活与训练，同时为她们对接客户的机构。2015 年 2 月，她正式开始受训，短短 9 个月后，就在京都先斗町以舞伎的身份正式出道。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条通往光鲜的路。艺伎区的古街雅致幽静，艺伎和舞伎们身着华服，在宴席间表演歌舞、助兴谈笑，是无数游客眼里最美的京都风景。可桐隆说，她亲身经历的现实，和这份光鲜的表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这个圈子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做不到迎合客人的女孩，就只能走人。
客人饮酒作乐时，举止常常会升级成带有性意味的接触，透过和服缝隙的触碰，被当成宴席助兴的一部分，就连席间的游戏，也处处充斥着挑逗和肢体冒犯。
桐隆说，自己在那段时间里，屡次遭受骚扰：和服被客人当众掀起，下体被恶意触摸，就连转场乘坐出租车时，也被客人强行亲吻。
可即便遭受了这样的屈辱，她还是选择了咬牙忍受。她一遍遍告诉自己，既然已经成了舞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逃离的，是一次和客人的温泉旅行。当时同行的还有其他艺伎、舞伎，以及茶屋的老板娘。
在此之前，她就听说过舞伎和艺伎要陪客人共浴的陋习，而在酒店房间里，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绝对做不到这种事。” 这是她当时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情急之下，她用头狠狠撞向墙壁，把自己弄伤，才终于终止了这场即将到来的侵犯。
“我心想，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恐怕就真的逃不掉了。” 也是在这一刻，她下定决心，必须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
从进入置屋到决定离开，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可这段日子，却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
她的生活被宴席填得满满当当，几乎天天都要熬夜陪客，一个月下来，只有两天休息时间。外出受到严格的限制，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繁重又压抑的日程，让她连停下来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置屋里的等级制度森严到近乎变态，犯错的惩罚更是触目惊心。她说，只要稍有差池，就会被扇耳光，被人扔东西殴打，身上的淤青从来就没消下去过，难听的辱骂更是家常便饭。
最过分的一次，她被关在房间里将近 8 个小时，不给食物，不给水，甚至连去厕所都不被允许。
“我一直被人管束着，自己的意愿从来得不到尊重，也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 她说，“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016 年 7 月，桐隆终于逃出了这个地方，可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
离开后没多久，她就收到了居民税的缴税通知单，可她从头到尾，都不记得自己领过什么正式工资。在置屋的一年多里，她每个月只能拿到大约 5 万日元（折合人民币 2155 元），名义上还是零花钱。
可税务记录里，她却被登记成了正常领取薪资的状态，最后，她只能默默缴清了这笔税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更离谱的是，当她提出要离开时，置屋的老板娘张口就让她偿还 3000 万日元的债务，可她根本不记得自己借过这笔钱。
她当场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老板娘又退了一步，提议她可以找一位 “资助人” 替她还清这笔钱，代价就是要和对方建立私人关系。说白了，就是让她找个金主卖身还债。
桐隆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最终，对方没能拿出所谓的债务明细，她才得以全身而退。
桐隆的遭遇，从来都不是个例。
早在 1994 年，就有数名舞伎因为无法忍受超长的工时和残酷的体罚，集体从置屋逃离。她们控诉，自己不仅动辄被扇耳光，连私人信件都会被私自拆阅，私人物品被随意丢弃，就连客人给的小费，也根本到不了自己手里。
在记者会上，这些女孩直言，如果继续留在那里，她们甚至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2025 年 6 月，日本的律师和学者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调查艺伎、舞伎街区的文化相关问题，一方面提高大众对桐隆这类案例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呼吁行业进行改革。
可负责监管京都艺伎街区的京都传统艺术基金会，却在书面回复里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称，虽然行业内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但相关的行业惯例都会提前说明，并且会征得本人和父母的同意；艺伎和舞伎绝不会陪客人混浴，行业内严禁未成年人饮酒，也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保护舞伎免遭性骚扰。
对于这套说辞，桐隆和其他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直接予以了否认。
她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在职的舞伎私下找她咨询求助，有人反映被客人恶意触摸，更有人声称自己遭遇了性侵，甚至因此怀孕、堕胎。
参与此事的律师直言，从置屋对从业者的管控程度，以及她们被剥夺的人身自由来看，相关情形已经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甚至是人口贩卖。
在专项工作组成立的记者会上，桐隆站在镜头前，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仍有许多人在遭受性虐待的痛苦。”
而她自己，也终究没能走出年少时留下的阴影。“年少时留下的创伤，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永远无法愈合。”
世人眼里浪漫雅致的传统文化，背后却是无数女孩被压榨、被侵犯、被剥夺自由的血泪。当光鲜的滤镜被彻底撕碎，剩下的，只有一个又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和一个早已腐朽的行业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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