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烽火燃烧欧洲，中国为何最后时刻突然宣战？谁是幕后推手|中国|北洋政府|协约国|宣战|段启瑞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遍及东西两线，中国在东亚战场牵制日本主力，为反法西斯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而早于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虽远在欧洲，却也将诸多远离战火的国家卷入其中，中国便是典型代表。

一战爆发于1914年至1918年，彼时中华民国刚推翻封建帝制不过两三年，国家深陷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困境，既无充足国力，也无多余精力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最终不仅打破中立立场，还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这一转变的背后，既有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更有外部列强的暗中唆使与操控。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一声枪响，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夫妇，成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索。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列强迅速站队，形成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国、法国、俄罗斯领衔的协约国两大阵营。

当时德国在山东享有诸多特权，还驻扎着五千兵力，为避免战火烧至本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于当年8月6日发表中立宣言，公布24款“局外中立条规”，明确表达了不卷入战争的立场。

然而，这份中立宣言的有效期不足一个月，就因一个东方邻国的介入而发生动摇，这个国家便是日本。

就在中国发布中立宣言的第二天，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宣布对德宣战，却并未派兵远赴欧洲战场，反而将矛头直指中国山东——德国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

日本的图谋十分明确：其一，山东德军仅五千人，德国深陷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此时出兵极易得手；其二，进攻德国在华势力能获得协约国默许；其三，可报1895年德国联合俄、法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一箭之仇；其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能为进一步侵华打开缺口。

眼看日本觊觎山东的野心昭然若揭，北洋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为了抢在日本出兵之前收复青岛，袁世凯紧急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商议，提出派遣五万兵力与英军联手驱逐德军，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申请参战。北洋政府的本意，是想借助英国的力量威慑日本，保住山东主权。

但在日本的强烈反对下，英国权衡利弊后选择妥协。毕竟在欧洲战场，英国还需要日本的支持，为了中国而得罪日本显然得不偿失。就这样，中国的首次参战请求被驳回，英日两国的私下交易，将中国的主权抛之脑后。

一年后的1915年，北洋政府第二次提出参战请求。此时的中国，参战目的更加清晰：希望以协约国成员的身份参加战后和会，借机废除德国在华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当时协约国与同盟国陷入僵持，急需外部支援，英、法、俄三国对此表示赞同，可这一请求再次卡在了日本这里。正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言：“日本不愿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日本情愿希望欧战拖延得越久越好，这样才能确保中国陷于任其宰割的状态。” 中国的第二次参战努力，再次付诸东流。

局势的真正转机出现在1917年。这一年，一战攻守之势逆转，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转入战略防御，败局初现。见风使舵的日本，态度也随之发生180度转变，从坚决反对中国参战，变为主动唆使中国参战。

日本的算盘打得极为精明：既然德国败局已定，不如顺水推舟同意中国参战，以此换取协约国列强在战后和会上，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此，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秘密协议，达成利益交换。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亲信西原龟三等人，纷纷游说北洋政府，鼓吹参战能让中国搭上“战胜国”的末班车，获取诸多好处。

而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手握实权，黎元洪担任大总统，却无太多话语权，形成“府院之争”的政治格局。段祺瑞属于亲日派，日本态度的转变，让他看到了扩张自身势力的机会。

1917年2月，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段祺瑞抓住这一契机，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但黎元洪坚决反对，他认为宣战与否属于大总统职权，段祺瑞此举有越权之嫌，更看穿了段祺瑞借参战之名扩充实力、转移国内矛盾的图谋。黎元洪拒绝在绝交案上盖章，导致段祺瑞愤而辞职，出走天津，引发宪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