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把话说得很清楚，要求革命卫队把手里那套“战时行政调度权”交回政府。表面看像是权力之争，实则反映出国家机器在战争压力下开始出现“运转不顺”的迹象：继续往前推进，文官体系很难把军方纳入可控轨道；往后退一步，政府又容易变成只负责背锅的摆设。
3月8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上任。3月23日，多方信息显示伊朗实际上把霍尔木兹海峡调整到接近“半关闭”的状态；而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要依靠这里，一旦航线变紧，油价以及保险成本会马上跟着上扬。
3月26日，以色列袭击伊朗南部港口城市班达尔阿巴斯，打击方向直指革命卫队海军体系。3月30日，伊朗确认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吉西里身亡。到3月31日，俄罗斯驻伊朗大使仍对外表示：最高领袖还在国内，但自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佩泽希齐扬之所以要把调度权收回来，表层是制度归属问题，更深一层是“战争该怎么打、风险该怎么控”的路线分歧。他明确不赞成把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港口甚至民用目标，因为这相当于把原本还能观望的邻国，直接推到对立面。
谁去统筹物资、谁去协调地方、谁去给各部门下达指令，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在战时很容易被安全系统接管。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军令压过政令”的阶段，关键差别在于战后能不能把权力按程序收回。佩泽希齐扬这次不想继续等下去，因为担心的并非面子问题，而是国家不能只剩枪杆子，还得保留一套能做决策、能负责、能算账、能回到常态的政府体系。
同时，这种“调度权”并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落在具体事务上。这个权力不仅影响战争动作，还会把经济运行、社会秩序以及外交空间一起牵动起来。战时让安全系统来“协助”可以理解，但如果协助逐渐变成全面接管，政府的行政链条就会被挤压到失灵。
按伊朗政治惯例，当总统与革命卫队出现公开张力，最高领袖通常会出来划清边界。但这一次，德黑兰等到的不是定调，而是一段明显的空白。比沉默更让人不踏实的是“人也没有出现”。外界信息称他人在国内、出于战争原因不公开露面，但政治运行很现实：最高权力不出声，其他力量就会用各自的方式“替他发声”，并且把沉默解读成默许或无力。
这种沉默大致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压不住”。穆杰塔巴上任时间短，资历与声望都难与其父相比，外界又普遍认为他的上台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此时如果贸然介入但又无法把局面按下去，损失的不只是一次劝架失败，而是最高领袖权威本身的底座。政治人物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被批评，而是被看穿“指挥不动”。
第二层含义更像典型的权力平衡手法：先不急着出手，让权力中心相互牵制。总统的反对可以把革命卫队的边界往回拉；革命卫队的安全叙事又能把文官扩张压住。表面上看最高领袖没动作，但实际上像把自己放在裁判席上，让两边都不敢走极端。和平时期这种方式可以维持平衡，但战时就很危险，因为战时最怕多头指挥。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下降，能源市场的紧绷并不会因为伊朗内部争论而缓解。班达尔阿巴斯遇袭、坦吉西里身亡这种打到“命门”的事件，军方只会更倾向于把权力集中起来：在核心将领刚被打掉的背景下，要求军方把战时调度权交回政府，在军队文化里容易被理解为削弱战力甚至自缚手脚。
3月23日，特朗普对外放风称美伊有过接触，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马上否认，称是假消息，意在扰乱金融以及石油市场。这释放出很直白的信号：同一个国家并不只有一套“对外剧本”。总统一旦表现出“留后路”，强硬派就会紧盯；如果完全按强硬路线推进，文官政府等于把权力主动交出去，未来再想按制度收回，难度只会成倍增加。
佩泽希齐扬把“归还调度权”摆到台面上，本质是在提醒伊朗：国家运转不能只靠枪杆子。海峡、港口、导弹都很硬，但治理的责任、权力的边界以及可问责的制度同样得硬起来。最高权力沉默得越久，权力结构越容易被战时惯性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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