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文少卿团队从12例遵义无名烈士被焚烧过的遗骸中成功提取DNA，为这些无名烈士的寻亲提供可能，并基于AI考古技术为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军团级将领邓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会议后，红军经过数十次殊死战斗，最终突破重围、挥师北上。据统计，3000余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永远长眠于遵义。
（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
2024年，受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委托，文少卿团队接过了一项沉甸甸的使命——为16例遵义烈士遗骨进行DNA鉴定并寻亲。
近年来，团队多次用科技考古手段为烈士顺利寻亲。尽管身经百战，但此次鉴定工作仍让他们感到棘手。
“烈士遗骸被松油浇淋后焚烧，烧骨的DNA鉴定是世界级难题。”团队介绍，高温会导致DNA断裂成极短片段甚至完全降解，DNA片段越短，提取和测序的难度越大。
前期的工作中，团队研发了针对烧骨的实验方案并成功获取DNA，为国内乃至世界首创，也为这次烈士遗骨的成功鉴定创造了可能。
2024年7月，团队在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完成了16例烈士遗骨的取样工作。
“样本都是烧骨，和我们曾经遇到过的案件中的骨灰样本比较类似。”团队成员许怡冉介绍，样本的颜色为黑色与灰白色，其中灰白色部分焚烧较充分，保留的DNA更少，提取难度更大。
为此，团队进一步改良了原有方案，先优化能够吸附更小片段的硅基磁珠体系对DNA进行提取，然后采用最为稳健的单链文库构建法构建全基因组文库，最后选用在基因组水平的1240k探针与线粒体全序探针对文库进行多轮液相探针捕获。
“这些方法更有利于短片段的富集、扩增和捕获纯化。”文少卿说。
最终，团队成功获得了14例DNA数据，与1240K数据集比对后，可用位点均在1万个以上，可以满足基本的复杂亲缘关系推断，其中三个样本属于同一个体。
这意味着，12位遵义烈士寻亲有望。
AI技术与考古学科结合，“复现”烈士形象
面容清癯，但眼里有光——这是团队“复活”的邓萍烈士动态影像。
邓萍是谁？时光倒流至1935年2月，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邓萍在攻打遵义城时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在侦查过程中壮烈牺牲。
邓萍长什么样？多年来，只有一幅原始素描画勾勒了他的生前形象，这是根据战友回忆所绘，黑白且模糊。“作为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邓萍一直没有清晰画像传世，这是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们的一大遗憾。”文少卿介绍。
（邓萍烈士的原始素描画）
随着AI技术与考古学科结合，这个遗憾迎来了转机。
2024年秋季学期，“AI考古”课程在复旦正式开设，由文少卿和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钱振兴和金城共同授课，致力于深度探索人工智能与考古学的交叉创新。
课堂上，学生们会依据自身兴趣完成一系列作品，将AI技术方案服务于考古领域。
（学生在“AI考古”课程上完成的系列作品）
“学生作品涵盖各类AI考古小工具，例如可将文物纹饰直接转换为线图、对陶瓷器和金属器等文物进行鉴别等；还包括各种文博考古产业转化应用，如AI辅助文创设计、展览画作的可互动视频生成等；此外，还有各种公益类作品，如佛像头部修复、老照片修复与历史场景视频生成等。”文少卿说。
邓萍烈士的形象复现工作便是“AI考古”课程的成果之一，由课助教博士后龚沛朱以及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硕士生汪圩嘉共同完成。
（邓萍烈士的AI复原图）
“AI考古”课程彻底改变了汪圩嘉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框架。“技术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依然具有严肃的社会价值，英烈复原项目没有商业模式，但是让技术有了真实的、可以被感受到的意义。”
清明前夕，承载着33份寄语的明信片悄然安放在青松堂内，它们由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成员亲手书写，既是缅怀，也是接力。
汪圩嘉还记得成功复原邓萍烈士面貌的那一夜。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同龄人。邓萍牺牲时27岁，比今天大多数研究生还年轻，他本可以有漫长的人生，但他选择在遵义城墙下匍匐侦察，然后再也没有起来。‘英勇牺牲’这四个字不再是课本上的表述，变成了一张具体的、年轻的脸。”
（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祭扫红军烈士）
在遵义烈士的寻亲之路上，获取DNA数据只是一个开始。
“遵义烈士遗骸DNA片段长度是30-40bp，已经是后续分析的极限，数据库无法支持烈士寻亲。”团队正联合央视《老兵你好》栏目，呼吁更多疑似亲属来寻亲比对，“这是烈士回家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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