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俄联邦总检察院于今年1月至3月正式通知撤销此前对28名日本公民的“平反”决定。注意措辞——“撤销平反决定”，而不是简单地“认定战犯”。俄方此前承认过这些人不是战犯，现在收回这个认定，说明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做足了程序功夫。
这28个人的问题性质是什么？根据俄方公布的信息，他们在战争期间参与了针对苏联的破坏和间谍活动，并且准备发动细菌战。其中一人在1940年至1943年在关东军731部队服役，从占领区绑架平民当作人体实验对象；另一人在关东军100部队担任实验员，参与培养鼻疽杆菌，1945年8月将这些细菌用于感染苏联红军部队的战马，在苏联领土上传播疫情。
扎哈罗娃特别强调，这些罪行“没有诉讼时效限制”，对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这句话的信息量不小——它意味着俄罗斯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历史纪念活动来处理，而是在按照现行法律框架运作。俄联邦总检察院的介入、法院判决和监督机构的复核审定，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的司法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俄方第一次公布战犯名单。今年1月2日和30日，扎哈罗娃已经分别公布了两批名单，合计34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批名单的总数与4月1日公布的28人存在出入。这中间的技术解释可能是：俄方在1月公布了初步名单，1月至3月间走完了撤销“平反”决定的全部法律程序，最终在4月1日宣布的是走完程序后确认的28人。不管具体数字如何，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推进节奏是有章法的：1月预热、3月收尾、4月官宣，整整一个季度的法律操作周期。
伯力审判的遗产为什么现在拿出来用？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一系列审判。最著名的当然是东京审判，但东京审判有一个巨大漏洞——美国主导下，细菌战罪行没有被纳入起诉范围。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不仅没被追究，反而因为向美国交出细菌战研究成果，换来了一纸免诉书。美国当时从苏联手里拿到了石井四郎等人的审讯请求，直接拒绝了。
苏联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单独搞了一场审判。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伯力城——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组成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被告包括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医处长梶冢隆二中将、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公审。
这场审判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当时苏联审判结束后，政府向中国、美国、英国发出照会，提议召开“第二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剩余战犯。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拒绝苏联的照会，并竭力为细菌战犯辩护。美国人需要日本细菌战的科研成果，所以选择了包庇。
于是，伯力审判成了战后国际审判体系中一块被刻意遗忘的历史切片。在冷战的铁幕下，这块切片被封存了几十年。现在俄罗斯把它重新拿出来，不只是为了说“看，你们当年放过的人，我们记得”。更关键的是，俄罗斯近年来解密了伯力审判相关的档案材料，包括庭前审讯记录和庭审录音。据记载，这些档案分散保存在俄罗斯14家档案馆中。
新解密的档案意味着俄罗斯手上关于日本战犯的举证材料在持续更新，而不是停留在1949年的老材料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指出，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中掌握的关于日本细菌战的档案材料，是国际学界公认的最完整、最权威的证据来源，远超美国通过交换获得的碎片化情报。这些档案的持续解密，为俄方在法律层面推进追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所以俄方说“罪行没有诉讼时效限制”，是有法律依据和历史材料支撑的实打实的立场。这套逻辑一旦确立，日本政府面临的将不只是道义层面的谴责，而是一套可以持续启动的法律程序。
但如果只从历史和法律角度理解这件事，就只看到了一半。这次宣布战犯认定的时间点，与一系列事件形成共振。
首先是日本新版教科书问题。扎哈罗娃在发布会上同时批评了日本新版教科书，指出教科书扩充了日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声索内容，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及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犯下的战争罪行”。她直接点名日本当局“剥夺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复仇主义思想”。俄方的判断很直接——日本新版教科书是对二战结果的系统性质疑，是对雅尔塔体系和《波茨坦公告》等战后国际秩序的暗中挑战。
再看军事层面。就在战犯认定消息发布的前一天，3月31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其中“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25式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均远远超出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范畴。扎哈罗娃对此的表态是：日本“一步步走的都是危险的再军事化路线”，“后果不堪设想”。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更早之前就已警告，日本正沿着“再军事化”的危险道路一意孤行，如果后续举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中方的反应，是理解这件事不可忽略的一个维度。1月8日，当俄方宣布将继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高度赞赏俄方捍卫历史真相的正义之举”。毛宁特别提到，多名日本现职领导人曾参拜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军国主义流毒“正在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新风险”。
这段话的措辞值得逐字琢磨。“正在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新风险”——这不是泛泛的批评，而是将日本的右翼动向提升到了地区安全威胁的高度。紧随其后的那句更关键：“若日本右翼势力执意倒行逆施，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责进行再清算”。“都有权利进行再清算”，这等于直接为俄罗斯的战犯认定行动提供了法理背书。
从战略层面分析，中俄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高度重叠。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姿态和修宪扩军意图是直接的安全威胁；对俄罗斯而言，日本在俄乌冲突后对俄实施多轮制裁，并试图在远东问题上向莫斯科施压，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当这两个大国在“清算日本历史罪责”这个议题上形成合力，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就不仅仅是外交层面的，而是具有制度化和机制化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俄罗斯未来的行动方向作出几点判断。
第一，战犯认定会是持续性行动。俄方明确表示“对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这意味着后续还会有更多人被纳入追责范围。俄联邦总检察院已经完成了第一批28人的程序操作，这套操作流程既然走通了，完全可能复制到更多人身上。
第二，教科书问题和战犯认定会被绑定使用。日本教科书每几年审定一次，俄方完全可以在每次审定周期中同步推进战犯追责，形成“你改一次教科书，我推一批战犯名单”的联动机制。这种联动不仅体现在时间上，还体现在叙事上——教科书歪曲历史，说明日本没有反省，所以战犯追责正当且必要。
第三，俄罗斯可能在国际层面寻求更多支持。伯力审判的历史档案是俄罗斯的独有资产，俄方可以通过公开更多档案材料，吸引更多国家和学术机构的关注，将“对日历史清算”从一个双边议题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议题。特别是在东京审判80周年（2026年）这个时间窗口，俄罗斯完全可能借势推动更大的国际讨论。
俄罗斯重启对日战犯清算，在法律、历史和地缘政治三个层面同时发力。法律层面，以“罪行没有诉讼时效”为依据，启动司法程序重新认定战犯身份；历史层面，以伯力审判档案为核心证据，对日本未被清算的细菌战罪行进行系统性揭露；地缘政治层面，将战犯追责与日本教科书问题、再军事化进程、领土声索进行捆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对日施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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