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那年我八岁，有一天刚从村口的泥沟里打滚回来，就看见我家那两扇摇摇欲坠的破木门前，蹲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
老头背着个看不出颜色的褡裢，头发乱得像是个喜鹊窝，手里拄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棍。最让人害怕的是他的眼睛，左眼全是眼白，右眼眯成一条缝，透着一股让人浑身发毛的精光。他是个算命的，也是个讨饭的。
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点荤腥。可我娘是个心软的女人，看着老头冻得在风中直打哆嗦，叹了口气，转身进了灶房。不一会儿，娘端出来海碗大的一碗热汤面，面上还奢侈地滴了两滴香油，卧了一个荷包蛋。
老头像是饿极了，接过碗，连句客套话都没有，稀里呼噜地就把那碗面连汤带水灌进了肚子里。吃完后，他满足地打了个响嗝，用脏兮兮的袖口擦了擦嘴。
娘正准备收碗，老头突然用那只半睁半闭的右眼死死盯住了我，我被他盯得往娘身后缩了缩。
“大嫂子，这碗面我不白吃你的。”老头指了指我，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打磨过一样，“这娃娃骨相奇特，是个重情重义的种，但这辈子命犯孤星，情路坎坷。我断他一句——他这一辈子，要结三次婚。”
此话一出，院子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离婚是一件让人戳断脊梁骨的丑事，谁家要是离了婚，那在村里是抬不起头做人的。更别说结三次婚，那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浪荡子才干得出的事。
我娘脸上的心疼瞬间变成了愤怒，她一把抢过老头手里的空碗，顺手抄起墙角的扫帚就往外赶人：“你这老头咋这么说话的！吃了我家的面，还来咒我家儿子？走！赶紧走吧！”
老头也不恼，慢悠悠地站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叨：“一碗面，三段缘，前生债，今生还。信不信由你咯……”
那天晚上，我娘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尖好几次扎破了手指。她抱着我哭着说：“生子，咱不听那老瞎子胡说八道，你将来肯定能娶个好媳妇，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地帮娘擦眼泪，心里却隐隐对那个算命老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渐渐被繁重的农活和贫困的生活掩盖了。直到十二年后，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我才惊觉，那个老头留在院子里的，不是一句疯话，而是一个怎么也逃不掉的魔咒。
1998年，我二十岁，长成了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那年，我迎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春草。
春草是邻村的姑娘，长得不算惊艳，但有一双特别爱笑的眼睛。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一样的穷。结婚那天，没有婚纱，没有录像，只有两床新弹的棉被和几桌粗茶淡饭。晚上，我端着一碗红糖水递给她，权当是交杯酒。春草红着脸喝下，轻声对我说：“生子哥，只要咱俩肯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那时候的爱情，纯粹得像井里的水，没有任何杂质。我和春草包了几亩荒地，起早贪黑地种西瓜。夏天瓜棚里的蚊子能把人吃了，春草就整夜整夜地摇着蒲扇给我轰蚊子。那年卖了瓜，我们手里第一次有了两千块钱的存款。我扯了三尺红布给她做了件花棉袄，她穿上在镜子前照了半天，笑得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
我以为，这就是我一辈子的幸福了。我甚至在心里暗暗嘲笑那个算命老头，他的话果然是放屁。
可是，老天爷似乎见不得穷人过几天舒坦日子。第二年秋天，春草开始频繁地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后来竟然咳出了血。我疯了一样用板车推着她去县里的医院。医生看着片子，冷冰冰地吐出四个字：“肺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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